奥兰多·费吉斯，剑桥大学博士，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历史学教授。他对俄国历史有深入研究，特别是在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等方面。他的著作如《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等，在英语世界俄罗斯研究领域具有很高的地位。费吉斯的作品多次获奖，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p>Orlando Figes is the author of A People's Tragedy, Natasha's Dance, and The Crimean War, among other books. His wor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twenty-seven languages. A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Birkbeck,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a frequent contributor to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iges is the recipient of the Wolfson History Prize, the W. H. Smith Literary Award, and the Lo...</p><p><a href="javascript:void(0)" class="j a_show_full">(展开全部)</a></p>

编委会

献词

19世纪40年代初的欧洲地图，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版图与地理环境。接着，展示了1820年至1870年间欧洲铁路的发展，以及1914年前的主要温泉疗养地、度假地和歌剧院，反映了交通和娱乐方式的变迁。最后，呈现了1900年前后巴黎的地图，揭示了这座城市的都市化进程和城市风貌的变化。这些地图共同描绘了欧洲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历史变迁。



文前

艺术在交流中不断丰富，形成欧洲派和普世派，各国艺术习惯相互借鉴而不失独特性。金钱对作家和文学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也引发了关于身份认同的讨论，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国家、宗教和职业归属。



格言

19世纪欧洲铁路时代的兴起，以及它如何推动了欧洲文化的融合。巴黎至布鲁塞尔铁路的开通，不仅象征着法国与比利时乃至更广阔欧洲的连接，更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随着铁路的普及，艺术家和作品得以更便捷地在欧洲大陆流动，从而催生了欧洲文化的统一性。同时，本书还探讨了艺术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艺术作品在市场中的兴衰。通过对作家屠格涅夫及其家人在欧洲的生活和工作的描述，展现了国际文化在19世纪的繁荣景象。



导言

19世纪欧洲音乐界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特别是意大利歌剧的盛行。罗西尼、多尼采蒂等作曲家的作品在欧洲各地广受欢迎，剧院成为上流社会的社交场所。罗西尼凭借在各大歌剧院的任职，成为音乐界的拿破仑，他的歌剧成为赚钱的保证。同时，歌剧明星如帕斯塔、维亚尔多等人的国际巡演成为当时的一大现象，她们通过演出赚取巨额财富。然而，这种繁荣背后也隐藏着行业的不稳定性和对原创性的忽视，作曲家往往需要在短时间内创作大量作品，而演员的待遇则远高于作曲家。

李斯特从帕格尼尼那里学到经验，他的早期生涯充满了巡回演出的经历，这些经历让他学会了如何培养自己的名声来吸引观众。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之后他放弃了巡演音乐会，转而成为一名钢琴教师。然而，在听到帕格尼尼的演奏后，他开始创作新的钢琴曲目，并以此开启了收入丰厚的巡回音乐会。李斯特认为他的巡演是一项生意，他聘请了一名经纪人来管理他的账户，并打造他的公众形象。保琳娜·加西亚，一个出生在歌唱世家的女孩，在李斯特的指导下开始了自己的音乐生涯，她的演唱风格深受人们喜爱，在巴黎的沙龙中取得了成功，并在伦敦和布鲁塞尔的演唱会上大放异彩。

阿瓜多，一位西班牙银行家，在法国积累了巨额财富，并致力于将财富转化为象征资本。他收购了多家报纸，购买了大量的艺术收藏品，并开设了阿瓜多画廊，将众多名画公之于众。他对歌剧情有独钟，与作曲家罗西尼结为密友，并参与到意大利剧院和巴黎歌剧院的管理中。他还通过投资歌剧产业，控制了巴黎两家主要歌剧院，为剧院的运营提供了大笔资金。在他的支持下，保琳娜·加西亚在巴黎歌剧院取得了巨大成功。

维亚尔多夫妇在欧洲的音乐旅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吸引了众多观众的追捧。保琳娜·维亚尔多凭借出色的演技和歌声，赢得了作曲家梅耶贝尔的青睐，并获得了在巴黎歌剧院演出的机会。然而，由于巴黎歌剧院的反对，她选择前往圣彼得堡演出，希望通过商业上的成功来吸引更多关注。在旅行过程中，他们经历了艰苦的旅程，但铁路的开通为他们的旅行提供了便利。

连载小说在19世纪成为报纸营销手段之一，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等作家通过连载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连载小说的兴起得益于报纸发行量的增加和广告收入的提升，同时平版印刷技术的进步使得带有插图的连载故事更受欢迎。出版商们通过提高连载小说的报酬吸引作家，并利用连载小说作为吸引读者的主要卖点。此外，连载小说还促进了廉价图书的出版，使得更多读者能够负担得起书籍。

19世纪巴黎艺术市场的兴起，舍费尔与维亚尔多夫妇的友谊，以及他们在艺术市场上的重要地位。同时，艺术市场从传统的学院体系向私人画廊的转变，以及新艺术品买家的出现。艺术家开始适应市场需求，艺术品开始作为金融投资的角色。通过这些变化，艺术市场逐渐成为一个更加商业化、多元化的领域。

伏尔泰和黑格尔等思想家对欧洲文明的理解，他们认为欧洲文明经历了从南欧到北德的演变过程。19世纪中叶，随着欧洲文化地图的变化，法国、低地国家和德意志诸邦成为欧洲的核心，而西班牙到黑海的区域则被视为内部的“东方”。这种观点促使旅行作家重新思考“欧洲性”的概念，并开始探索南欧和东欧的边界。西班牙的异域色彩吸引了法国浪漫主义者，而俄国则成为他们眼中欧洲的边缘。维亚尔多在西班牙发现了历史与北非和近东的古代文明联系，意识到欧洲并非封闭，而是与外部世界互动不断改变。

屠格涅夫的母亲是一个富有的地主，对儿子的生活有着严格的控制，但她的专制和残忍也塑造了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态度和对农奴制的反感。在柏林大学期间，屠格涅夫接受了整个欧洲文化，并成为欧洲文明主义者。在圣彼得堡，他遇到了维亚尔多一家，并为之倾倒，但保琳娜并未对他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屠格涅夫的诗歌和小说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的母亲对他的写作职业逐渐接受。在圣彼得堡，屠格涅夫与维亚尔多一家建立了友谊，并逐渐成为文学圈子的一员。

19世纪中叶，著名歌剧演唱家保琳娜在俄国巡演的故事。她不仅受到了贵族的追捧，还赢得了商人的尊敬。与此同时，屠格涅夫对保琳娜一见钟情，甚至辞去职务追随她。在库尔塔维内尔度过的夏天，两人关系升温，屠格涅夫认为保琳娜开始回应他的爱意。然而，在俄国乐季结束后，保琳娜因意大利歌剧受欢迎度下降而面临挑战。维亚尔多一家在严寒中前往柏林，继续他们的音乐旅程。保琳娜的俄国之行成为她事业的重要篇章，但也让她意识到需要寻找更大的舞台。

第一章 1843年的欧洲

19世纪，巴黎歌剧院在资产阶级掌控下，逐渐成为娱乐中心。梅耶贝尔的《恶魔罗伯》因其规模宏大、剧情戏剧性、布景华丽而广受欢迎，帮助歌剧院摆脱了破产危机。维隆通过改革票价和座位，推出新曲目，吸引更多观众。施莱辛格通过出版业和宣传，扩大了梅耶贝尔作品的市场。这一系列变革使得巴黎歌剧院成为19世纪欧洲歌剧中心。

当时，音乐评论界存在不公现象，评论家与出版商、音乐会紧密联系。施莱辛格的《评论》支持自家作曲家，攻击对手。音乐期刊和出版商依赖订阅，易受贿赂。柏辽兹为赢得巴黎歌剧院委托，发表好评，与真实想法相去甚远。维隆为推广《恶魔罗伯》，雇佣捧场人，为批评家提供包厢。梅耶贝尔积极推广新产品，讨好评论家。乐谱行业成为作曲家新的收入来源，版权法的发展使歌剧乐谱成为一种资本形式。贝里尼和多尼采蒂等作曲家在与出版商打交道时，变得更加有商业头脑。威尔第作为第一位从新版权法中获得丰厚收入的意大利作曲家，其成功得益于与出版商里科尔迪的良好关系。

19世纪音乐出版业繁荣，以里科尔迪的出版公司为例，乐谱出版从一项小众活动发展成为一门大生意。他通过购买乐谱库、独家获得剧院档案权以及出版改编作品等方式，获得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威尔第与里科尔迪的合作关系，从最初的苛刻合同到后来的公平版税制度，反映了出版商与作曲家之间权力的博弈。19世纪音乐文化变迁，包括严肃音乐会兴起、室内乐普及以及古典音乐与商业音乐的分裂。

音乐厅座位布局正式排列，强调观众在音乐会中的沉默，体现对音乐的尊重。资产阶级通过推崇艺术家展示身份认同，将文化视为提升人格的途径。艺术家如李斯特、柏辽兹等人为提升社会地位而奋斗，推动音乐事业的发展。然而，也有如保琳娜·维亚尔多等艺术家，以追求高收入和职业自主为原则，在艺术与金钱之间寻找平衡。肖邦等艺术家坚持自己的艺术原则，不为金钱所动。

梅耶贝尔在欧洲革命背景下创作了《先知》，主题与当时形势关联，但修改剧本避免禁演风险。保琳娜在歌剧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作品成功贡献巨大。首演之夜星光熠熠，观众反响热烈，保琳娜表现备受赞誉，歌剧取得商业上巨大成功。

梅耶贝尔在19世纪歌剧界取得辉煌成就，乐谱版权为他赢得巨额收入，成为有史以来付给作曲家的最高金额。然而，他的作品遭到众多评论家批评，认为过于商业化，缺乏艺术深度。瓦格纳对梅耶贝尔进行尖锐批判，两人关系由相互尊重演变为对立。肖邦在临终前得到音乐界人士尊重和哀悼，葬礼成为音乐盛宴。然而，保琳娜·维亚尔多在葬礼上的收费行为引发争议。

第二章 舞台上的革命

19世纪，欧洲艺术与文化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夏尔·古诺与保琳娜·维亚尔多共同创作歌剧《萨福》，两人的音乐才华和合作精神令人瞩目。然而，古诺在面临家庭责任时，保琳娜则因演出而离开，屠格涅夫也因此离开库尔塔维内尔，返回俄国。在俄国，屠格涅夫的作品《猎人笔记》获得成功，却因揭示农民苦难而受到沙皇查禁。他生活艰难，渴望独立。

在俄罗斯，屠格涅夫因发表果戈理讣告被捕，软禁在庄园。他的小说揭示社会现实，强调真实与感官细节，追求诗意。然而，他与保琳娜的关系因政治背景而复杂。在软禁期间，他虽生活平静，但孤独感油然而生。他的成功为他带来经济独立，但同时也引发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生活的深思。

19世纪，欧洲版权法发展历程丰富。法国、英国、德国、俄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在版权理念、期限及国际版权条约方面各有特点。平版印刷和照相术的兴起，使得艺术品复制成为可能，为艺术家和出版商带来收益。古皮尔和甘巴特等大公司复制艺术品，为艺术家赢得国际声誉。

19世纪中叶，欧洲翻译文化发展迅速，尤其在巴黎这一国际文化中心。翻译作品在出版小说中占比越来越大，法语成为世界主义精英的语言。法国、英国等文学文化强国翻译作品较少，而奥地利、西班牙、荷兰等国家则更依赖翻译外国作品。翻译书籍的国际流通促进了欧洲乃至更广阔世界的文学主题、格式、风格和思想的趋同。

照片的普及引发了对名人、家庭和个人肖像的狂热追求。名人照片在照相馆中大量销售，公众可通过支付少量费用与名人合影。照相术对文学和视觉艺术产生深远影响，小说家们开始采用更加视觉化的写作风格，画家们努力使作品具有画面般的精确性。然而，照相术的出现也遭到了一些评论家的抨击，他们认为这可能导致艺术沦为对现实的盲目模仿。

巴比松派画家们开始关注自然风景，通过户外写生捕捉光与影的效果，作品逐渐受到认可。库尔贝作为现实主义绘画运动的领导者，挑战艺术机构权威，通过自办展览和宣传，成为独立艺术家，开创了先锋派。平版印刷和照相术的出现，使得艺术品复制成为可能，成为艺术家和出版商的长期收入来源。古皮尔和甘巴特等大公司通过复制艺术品，为艺术家带来国际声誉，艺术版画市场蓬勃发展。

第三章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

屠格涅夫在19世纪中叶，为寻找治疗疾病的方法和舒缓情感痛苦，频繁进行旅行。他的足迹遍布巴黎、第戎、伦敦、柏林、德累斯顿等地，以及意大利和俄国。在旅途中，他与赫尔岑、托尔斯泰等知名人士相遇，并创作了《阿霞》、《贵族之家》等知名作品。旅行经历，特别是与保琳娜的关系破裂，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通过铁路旅行，他见证了欧洲旅游业的兴起。

19世纪欧洲旅游业兴起，游客们追求文化、历史和艺术，希望通过旅行提升情操和知识。公共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建立，如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体验。旅游指南也应运而生，为游客提供实用信息。旅游业的发展推动了纪念品和旅行社的兴起，让更多人负担得起旅行。然而，旅游业也遭到了批评，有人认为其过于商业化，导致了对文化的肤浅理解和破坏。

路易在艺术展览方面有独特的见解，他主张画作展示应有明确的逻辑和理由，并按照各国画派和艺术史时期来分类作品。他批评美术馆的陈列，致力于纠正归属错误。他强调艺术自由，反对宫廷或官方艺术，积极为被忽视的画家发声。在重新发现西班牙艺术的过程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卢浮宫和普拉多美术馆提供了展览建议。

保琳娜·维亚尔多在职业生涯中展现了独立巡演的能力。她第一次没有丈夫路易的陪伴，独自前往华沙巡演，并管理自己的行程。巡演成功，让她赚取了丰厚的收入。她赴德国、英国等地巡演，凭借出色的表演和独特的魅力，赢得了观众的喜爱。1859年，她在巴黎抒情剧院出演《俄耳甫斯》，凭借出色的表演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她事业的巅峰。她与作曲家柏辽兹的友谊也日益加深，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柏辽兹和保琳娜在歌剧院成立委员会调查柏辽兹的抱怨后，虽然支持了柏辽兹的部分意见，但裁定《阿尔切斯特》必须上演。柏辽兹在首演成功后与保琳娜的关系破裂。保琳娜为瓦格纳举办社交晚会，瓦格纳在晚会上与保琳娜合作演唱，这让柏辽兹感到嫉妒。同时，屠格涅夫和保琳娜在经历了多次的分离和相聚后，在1862年恢复了关系，并达到了新的高点，屠格涅夫甚至认为忠诚于保琳娜的态度是他最接近满足的东西。

第四章 流动的欧洲

维亚尔多夫妇在德国巴登-巴登定居，这里不仅自然风光秀丽，文化氛围浓厚，而且距离法国巴黎较近，方便出行。他们购入一栋宽敞的房屋，加以翻修，打造出陈列室和音乐厅，享受着宁静的生活，并吸引了许多名流，如屠格涅夫等。巴登逐渐成为国际化的城市，众多游客、政治家、艺术家和作家纷纷前来，维亚尔多夫妇的豪宅也成了音乐社交的焦点。

维亚尔多夫人保琳娜是一位著名女高音，在音乐界和社交圈都有很高的地位。她与屠格涅夫的非传统关系虽引起关注，但在巴登却得到了人们的宽容。他们的家成为艺术和社交的中心，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名人，如音乐家、政治家等。然而，他们并非没有烦恼，社会阶层压力和流言蜚语也困扰着他们。

19世纪60年代，欧洲温泉胜地的生活、音乐、舞蹈和娱乐产业得到详细描绘。成功歌手安托瓦内特·斯特林通过版税制度赚取了巨额收入，维亚尔多和屠格涅夫共同创作的轻歌剧《最后的巫师》首演盛况空前。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的滑稽歌剧在巴黎世博会期间广受欢迎，成为巴黎娱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音乐界的女性作曲家们面临着困境。她们才华横溢，但受性别歧视和社会观念限制，作品难以得到认可和传播。她们在音乐学院接受的教育有限，创作大型作品的机会也相对较少。然而，一些女性作曲家在沙龙音乐和家庭音乐领域取得了成功，如保琳娜、法仑克和贝尔坦等，她们的作品在音乐史上留下了足迹。

屠格涅夫作为俄国文学在欧洲的推广者，将欧洲作家引入俄国，并通过翻译和撰写文章，在法国和德国推广俄国文学。他与欧洲出版商和翻译家关系良好，关注翻译质量，保护作品完整性。他还参与了俄国音乐的发展，与音乐家安东·鲁宾斯坦合作，推动俄国音乐的传播。

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期争论反映了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间的争论。屠格涅夫的小说《烟》对激进分子的回应，尤其是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引发了他与左翼学生圈的冲突。在普法战争期间，屠格涅夫和维亚尔多夫妇支持普鲁士，但后来开始反对普鲁士人的军事侵略。战争爆发初期，他们站在德国一边，支持普鲁士，但后来因战争而失去收入和家园，不得不逃往英国。战争的经济影响对保琳娜来说是灾难性的，她带着孩子们前往英国寻求新的生活。

第五章 欧洲在玩乐

英国文化中存在一种独特的现象：虽然外国音乐在英国十分流行，但英国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音乐文明。这一现象在维亚尔多一家在伦敦的生活中得到了体现。作为法国流亡者，他们在英国的生活充满了挑战，依靠保琳娜教学生来维持生计，同时还要应对高昂的生活费用。文章揭示了当时英国社会的文化特点，包括对法国流亡者的同情、对外国文化的隔阂，以及社会日益显现的商业化和物质主义倾向。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虽然自信且自大，认为自己优于欧洲人，但在艺术和音乐领域，英国人对外国作品情有独钟。他们拥有购买大量外国艺术品的财富，吸引了许多外国音乐家和艺术家。然而，英国在音乐和美术方面的发展相对滞后，缺乏本土的代表性作曲家和艺术家。这种现象在文学领域也有体现，英国作家对外国文学了解不多，而中产阶级对外国艺术和音乐的需求却在不断增长。

屠格涅夫对当时英国画展的批评反映了这一现象。他批评画作色彩糟糕、笔法幼稚，认为艺术家们追求深刻和诗意的表情却显得模糊和病态。维亚尔多一家在伦敦的避难生活同样揭示了这一点。战争让巴黎陷入困境，他们决定返回巴登，但屠格涅夫却选择留在英国。维亚尔多夫妇回到巴黎后，却发现生活艰难，房子受损严重。与此同时，屠格涅夫在巴登监督家具搬运，对失去自己的家感到难过。

维亚尔多一家的生活困境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对外国文化的一种复杂态度。一方面，英国人对法国流亡者抱有同情；另一方面，他们对外国文化又存在隔阂。这种态度在英国社会的商业化倾向和物质主义中得到了体现。尽管英国拥有购买外国艺术品的财富，但在音乐和美术等领域，英国却缺乏自己的独特风格和代表性人物。这种状况在屠格涅夫的批评中得到了体现，同时也揭示了维亚尔多一家在伦敦的生活困境。

第六章 没有音乐的国度

屠格涅夫在巴黎的生活使他成为维亚尔多家的重要成员，与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不仅是一位文学大师，还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大使，在巴黎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致力于推广俄国音乐、艺术和文学，通过维亚尔多家的沙龙，引入法国、西班牙等国的文化，促进了欧洲文化的融合。

比才的歌剧《卡门》首演时遭遇冷遇，但随后成功并广受欢迎。屠格涅夫在俄国音乐在欧洲的流行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将俄国作曲家的作品介绍给欧洲音乐界。19世纪70年代，法国人对俄国文化的接受度提高，屠格涅夫通过努力将俄国艺术家介绍给欧洲市场，并收购了大量艺术品。

印象派画家在郊区创作，作品起初不受欢迎，甚至被嘲笑。但屠格涅夫等收藏家不愿购买他们的作品，第一次展览也遭到公众嘲笑。然而，他们并未放弃，通过经销商的努力，逐渐打开了市场，并在19世纪末获得成功。左拉等评论家的支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福楼拜与屠格涅夫的友谊深厚，他们在文学上互相扶持。福楼拜在经济和文学上得到屠格涅夫的帮助，屠格涅夫还提携其他作家，如左拉。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展现了19世纪俄国文学界的人际关系和文学交流。

19世纪70年代，欧洲翻译市场蓬勃发展，屠格涅夫作品在欧洲各国广泛传播。翻译成为连接不同国家和文化的桥梁，推动文学形式的统一和标准化。然而，这也引发欧洲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消失，许多国家开始模仿外国文学。

屠格涅夫在版权保护问题上存在矛盾心态。他一方面支持法国的建议，希望保护俄语译者的生计，另一方面又因作品被盗版而愤怒。他认为国际版权法的缺失导致外国出版商随意利用他的作品，损害了他的文学声誉。尽管在版权法起草过程中感到失望，他未能说服其他国家支持他的提案，但《伯尔尼公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版权问题，但仍存在漏洞。

第七章 没有国界的文化

福楼拜的葬礼异常冷清，与他作品在文学界的崇高地位形成鲜明对照。葬礼过程中，棺材卡住的尴尬场面更添悲凉。然而，在他逝世后，屠格涅夫等人为他筹款在鲁昂建立纪念碑，虽然过程曲折，最终还是实现了。相较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雨果的葬礼则盛大而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

19世纪欧洲经典作品的形成，与国家纪念活动、最佳书籍名单以及经济力量的影响密切相关。音乐领域，经典作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与作曲家的知名度、演出成本以及观众喜好紧密相连。铁路的发展推动了音乐巡演，使得经典作品被更多人熟知。出版业的技术进步使得标准作品乐谱得以大量印刷，进一步推动了经典作品的传播。类似地，歌剧市场也出现了热门经典剧目占据主导地位的态势。

19世纪70年代，欧洲歌剧产业发生了变革。歌剧剧目的数量减少，保留时间变长，形成了标准剧目。市场规律是这一发展的关键，剧院依靠门票销售，票价上涨导致新作品的生产减少。同时，歌剧产业开始全球化，演出成本增加，版权保护的发展使得作曲家可以通过版税谋生，减少了他们的创作数量。出版商对歌剧剧目产生了巨大影响，控制了歌剧的排演。铁路推动了标准剧目的传播，使得歌剧在各地演出时看起来相似。歌剧成为第一种真正全球化的欧洲文化媒介，世界各地都建起了欧洲风格的歌剧院。

19世纪70年代起，艺术期刊开始附上照片插图，迅速找到大众市场。例如《图画画廊》和《当代画廊》等出版物，通过提供文学名人的照片和简短传记以及艺术品的复制品，让读者在家中设立自己的私人艺术品画廊。同时，这些出版物也推动了艺术正典的形成，通过选择进行复制的艺术品和引导读者走进博物馆，出版商如巴舍帮助塑造了艺术正典。经典文学作品的复制也开始影响艺术正典，通过大规模复制，艺术品转变为了消费品或日用品。在文学方面，出版商在文库和丛书中推出了经典文学作品的大众版本，这些版本价格低廉，成为千家万户的标配，有效地建立了欧洲文学正典。

屠格涅夫晚年遭遇健康危机，包括一次手术失误和由此带来的心理创伤。手术并未改善他的病情，反而加剧了疼痛，使他依赖吗啡并产生自杀念头。他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最终在家人和朋友陪伴下离世。屠格涅夫的去世引发了广泛的哀悼，包括法国文化界和俄国民众。他的葬礼仪式庄重而壮观，从巴黎到圣彼得堡，沿途人们纷纷前来送别。尽管他生前表示希望埋葬在俄国，但最终由于种种原因，他的遗体被安葬在法国。

第八章 死亡与正典

保琳娜·维亚尔多在屠格涅夫去世后，虽然一度陷入绝望，但最终度过了27年的充实生活。她卖掉房子，迁至巴黎圣日耳曼大道的公寓，那里成为音乐生活中心。她继续作曲和教学，培养了许多著名音乐家。与此同时，她也结识了许多外国作家和音乐家，包括柴可夫斯基。尽管与屠格涅夫的关系引发争议，她依然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她的生活充满艺术与音乐，成为那个时代的见证者。

1900年巴黎世博会，留声机、有声电影和留声电话机等新发明亮相，现代艺术作品展示，俄国乐季和俄罗斯芭蕾舞团兴起。尽管年事已高，保琳娜仍致力于推广俄国音乐，与佳吉列夫关系密切，见证俄国艺术在欧洲的崛起。她临终前，用尽最后力气呼唤她最著名的角色“诺尔玛”，在圣克洛蒂尔德大教堂举行宗教葬礼，墓碑上无基督教标志。

后记

这本书通过丰富的细节描绘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深重创伤。从战争的残酷景象到对生死的思考，再到战争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如女性承担重体力劳动导致的健康问题，作者以个人视角展示了战争对人们心理和生活的双重打击。同时，书中还展现了作者对过去记忆的追寻和对未来的迷茫，表达了对战争及历史悲剧的深刻反思。



理想国译丛

19世纪欧洲的艺术和文化现象，包括油画、版画、摄影等艺术形式，以及音乐、戏剧等文化领域的发展。文章中描述了众多艺术家的作品，如阿里·舍费尔的《保琳娜·加西亚像》，曼纽埃尔·加西亚的版画，以及库尔贝的《奥尔南的葬礼》等，展现了这一时期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和创新。同时，文章也提及了音乐家如亨德尔、贝多芬等人的影响力，以及文学家的活动，如屠格涅夫与维亚尔多夫妇的交往。这些内容共同描绘了19世纪欧洲丰富多彩的文化图景。



创造欧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