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立宪史力作，中纪委2014年度推荐图书/凤凰网2014年度十大好书《法的中国性》的姊妹篇
本书以1840—1919这近80年的立宪史为对象，考察了鸦片战争、戊戌变法、清廷预备立宪、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事件中，近代中国对西方由守旧到开放、由局部到整体，以及由模仿到吸收的过程，认为中国人在此过程中并非完全被动响应，而是有着主动、积极的自我选择。毫无疑问，近代性是西方扩张的一个结果。西方大踏步地前进，中国则节节败退。中国正是在这“前进—后退”的二元结构里，展开了自己的立宪史及近代性——不断革命成了我们的近代性自身。
日本的近代性更多表现的是“顺从”，而中国因为落后显现的则是“抵抗”。日本的近代性带有二重性：无论是“脱亚入欧”还是“兴亚抗欧”，中国这个因素一直是绕不过去的。要“入欧”首先是要“脱亚”， “脱亚”之“亚”的真实意思是中国，“脱亚”首先得“脱华”，不脱去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就不可能“入欧”。“脱华”就须极端地强调中日之间的差异性，“脱华”即是去华，“支那学”便提供了“去除”意义的“学术”基础。进步主义在日本始终是一种悖论式存在：它既能解释欧洲“入侵”日本的根据，“超克论”就是为了反抗这个根据；但又须依赖它来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正当性。所谓“兴亚抗欧”也是以中日极端差异化为前提的，因为正是这种差异才可以解释日本为什么会是“兴亚抗欧”的主角。
中国的“抵抗”则主要表现为在西方面前的极端落后性。这种落后性可以用反动势力的强大进行解释，也可以用中国国家自身的性质来说明。这倒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中国的所有西方意义上的进步之路全都被堵死了。当上层官僚的异议都成为禁忌，中国革命只能越来越向下层民众推移，“下层革命”就成了中国抵抗的方式。而抵抗，则凸显了中国近代性的特质。无论我们有多少不情愿、不甘心，也无论我们对历史做过多少次假设，我们无法、也无能接纳西方的“进步”则成了一种最严酷的事实。而不断革命成了我们的近代性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