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1964年出生于北京，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他专注于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代表作包括《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和《中层理论》等。通过深入探讨三大知识群体互动，以及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等议题，杨念群展现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洞察。

时人常居于“安全”但“错误”的历史常识中无暇自省，直线“进化论”的无处不在，“五四”启蒙的阴影，绝然二分之对立以及政治化帽子的动辄一扣，种种褊狭已成窠臼。作者将此复原至历史空间中，重审检视，提请文质之辩，再议流品度人，探访那些已成历史尘埃之计，以传统之术助世人洞察现下。于此，不妨视作历史学人的又一关怀，不妨移作历史研究的另一镜鉴。
这本小书，大体讲的都是一些“反常识的历史观”。“反”是对应的意思，不是造反有理的反。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都会造成程序紊乱，因为后者更强势霸道，矫枉过度易给人遗老遗少之感。其实新旧常识本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也无法简单置换或评判出优劣，治史者重经验的记录和诠释，供知我者鉴之，如此足矣。

杨念群，历史学者，1964年生于北京，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致力于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之比较研究》《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家习惯用阶级分析的眼光看待历史，对“剥削阶级”的标签让人避之不及。实际上，“阶级”一词源自西方，要了解“阶级”，首先要了解“贵族”。以秦朝为例，之前的封建制度是君王根据血缘划分辖地，而秦朝以后则强调流氓当道，血统不再纯正，艺术标准也失去了贵族应有的味道。汉代以后，虽然仍有贵族遗风，但门阀制度逐渐衰落，但仍有一些世家大族支撑门面。近世史家发现了这股残留的贵族气，认为中国有流品无阶级。他们用“品度”和“伦际”来观察中国风俗的变化，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独特的品评人才的标准。例如，东汉士子以“匹夫抗愤，处士横议”著称，而魏晋士人则重养生、轻视儒家礼法。到了南宋，文人开始将“道德”和“风俗”联系在一起，如苏轼认为国家的存亡在于道德的高低。明代士人则注重乡谊观，而清代则强调谨厚、廉静、退让。晚清民国时期，西方功利思想涌入，品度风格发生了变化。



阶级、流品与品度

明末清初士人的心态转变，通过张岱的《琅嬛文集》和《自为墓志铭》展现了士人对晚明繁华的留恋与对清初颓废的感慨。张岱在明亡后的作品中，将景象描绘得凄凉潦倒，体现出对国家兴亡的哀叹。同时，遗民士人对“残山剩水”的解读，表达了对故国山河的怀念和对坚守节操的坚守。在对待“死节”和“操守”的问题上，士人面临极大的心理压力，对生死的抉择变得复杂，生死竞赛成为一时风气。通过对忠义标准的探讨，揭示了士人在明末清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内心挣扎与矛盾。



关于“死节”的闲话

“清流”这一概念，源自古代的“清议”，是评判个人品质的标准。官员晋升需通过荐举，而民间议论也成为了衡量人选的尺度。清议由知识分子发起，批评官府，但越界则会被剿杀。清流与浊流可以相互转变，而清浊之分标准一直存在争议。帝王利用清浊概念来维持政治平衡，但有时混淆两者界限。黄宗羲批评帝王以调和善恶来平衡政治，导致君子被排斥。清流还警示帝王应偏向“王道”思维，避免滥用“霸道”。历史中，清流有时会蜕变为浊流，如明清时期的文书胥吏横行。科举考试中，进士及第为清流，秀才举人为浊流。近世士大夫中，洋务派因与西方妥协而被清流指责为浊流。清浊之分随时代而变，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接触西学的文艺青年被视作浊流，而九十年代后，清流言论又得势。



清流与浊流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和上海文人之间的“京派”与“海派”之争。这场争论起初仅围绕作家写作风格，后来扩展到对京沪两地文人行为和气质的评价。争论中，沈从文批评“海派”文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曹聚仁比较两派说京派古典，海派浪漫。鲁迅认为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南北文化差异成为争论背后更有意思的话题。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南人和北人相互看不起的历史，从宋代的重南轻北，到明清时期的心理补偿论，再到近代的革命党人利用南北文化差异，文章揭示了南北之争的根源和影响。



南人与北人

我国生态环保意识的兴起，以及元大都作为生态城市的特色。文章提到，元大都和元上都的布局都带有生态城市的影子，城市中有大片空地、草地和水池，以及猎场花园。此外，清朝皇城的设计也受到了元大都的影响。文章还讨论了城市中如何融入绿色，以及如何打造有品味的园林，强调园林要体现主人的个性。同时，文章批评了现代城市规划和校园设计中的同质化现象，认为应该保留和发扬传统文化，让城市和校园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韵味。



野蛮人的生态观

清朝崩溃后士绅阶层的变质和地方治理技术的变化。科举制度的瓦解导致了新式学堂的兴起，培养出大量理工政法军事人才，但缺乏道德规训使得这些人容易成为伪君子或暴力强人。保甲制在蒋介石时期被用于征兵征税，失去了原有的道德教化功能，士绅地位进一步下降。毛泽东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彻底打击了士绅阶层，并重新定义了乡村和城市的对立关系，将农村生活浪漫化，吸引城市青年参与革命。五四青年原本鄙视农村，但经过整风运动，他们与农民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摧毁封建势力，使得反传统的启蒙思想被整合进新的革命话语中。



“士绅”的溃灭

叶家这个徽州巨族在近世历史中的兴衰变迁。叶家先祖通过科举做到高官，家族规模庞大，但历经战乱和太平军攻占，家族人口锐减。科举制度废除后，家族地位动摇，子孙各奔前程，家族结构逐渐瓦解。家族内部存在等级秩序和不平等，如嫡庶子女待遇不同，长子对财富分配的控制引起不满。近世革命中，家族被妖魔化，成员间阶级差异加剧。叶家后代在革命中分化，有的成为共产党人，有的选择说相声等职业。家族逐渐失去凝聚力和传统权威，成员们开始追求个体自由和多元化选择。



“叶”的隐喻

晚明时期东林党人的争议。东林党人因结党营私、空谈误国等罪名受到清朝皇帝和遗民的指责，但实际上，东林党人并非纯粹的党派，他们以公议天下、追求天下之公理为己任。在明代，东林党人作为言官，敢于直言进谏，对朝政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在清朝，东林党人被污名化，成为专制政权压抑舆论的借口。复社作为东林党人的后继者，也存在一定的结党营私行为，但他们在乡里也做了一些实事。读书人应该保持清醒认知，不应过分高估或贬低自己，同时要警惕专制政权利用历史事件压抑舆论。



“东林余孽”与读书人的抱团政治

辛亥革命前夕，人们通过口述历史和禁书传播，逐渐唤醒了对于满清统治的仇恨记忆。从朱峙三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记忆是如何在民间和知识分子中传播，并逐渐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洪大爹讲述的“杀鸭子”故事，以及“十不降”的传说，都是这种仇恨记忆的体现。而《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等禁书，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记忆。这些记忆不仅影响了朱峙三，也影响了其他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促使他们加入革命行列，为推翻满清统治而战。



“创伤记忆”唤醒辛亥浪潮

在阅读历史时，人们常常陷入伟业论和阴谋论这两种极端的叙事逻辑。伟业论将历史功劳归功于领袖的英明决策，而阴谋论则认为领袖的决策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私欲。通过分析中共党史的叙述逻辑，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观点的局限性。一些学者开始努力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以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为例，展示了中央苏区衰败的多重因素，包括军事战略的失误、经济压力、肃反扩大化等。这种分析提醒我们，历史的复杂景观并非单一因素所能解释，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伟业论”还是“阴谋论”？

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的照片，展现了人物在座谈会间歇期的轻松姿态。照片中的毛泽东面带柔和，而萧军则显得落寞。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适应革命根据地的环境，与群众结合，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



上海亭子间文人之病

民国初年一群“忙人”的故事，他们遵循“与其闲死不如忙死”的人生信条，在乱世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沈定一、任公等人物形象鲜明，他们身份多变，行事独特，从农民领袖到国民党要员，从诗人到革命者，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戏剧性。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革命成为了唯一正当的忙碌理由，闲适被视为可耻，个人价值被忽视。革命浪潮下，人们被迫选择立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愈发明显，阶级斗争成为了生活的基调。这段历史展现了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之间的冲突，引人深思。



“革命”与“反革命”

电影《青春之歌》中的角色塑造，尤其是对余永泽这个角色进行了深入探讨。文章指出，电影中余永泽的形象被过度丑化，与其原型胡适之的弟子形象不符。同时，作者对于是之的表演给予了肯定，认为他在那个时代能演绎出余永泽的凡人逻辑已属不易。此外，文章还讨论了人性的复杂性，指出那些沉默的隐忍者也是值得尊重的，并批判了将人性光谱简化为两极的做法。最后，文章通过“孤岛”上海的知识分子群像，进一步说明了人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人性光谱的灰色地带

《儒林外史》中胡屠户打女婿的故事，揭示了科举制度对文人的负面影响。文中指出，科举制度使许多文人精神失常，甚至成为疯子或傻子。同时，也批判了“呆子治国论”，认为过于依赖道德教化无法治理国家，反而可能导致虚伪和道德沦丧。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与官员治理能力的关系，指出科举制度并非产生呆子的唯一原因，许多官员通过自学成才，其治理能力与科举训练程度成反比。



“呆子治国论”错在哪儿？

科举制废除后，许多旧式学子面临失业困境，他们在科举时代享有尊贵地位，但随着时代变迁，他们成了无人问津的下岗者。科举考试的八股文被误解为无用的死记硬背，实际上科举考试包含丰富的知识面和实用性，策问部分更是考验考生综合能力。科举制废除后，教育体系面临新旧交替的困境，学堂教育虽然引入了现代知识，但人文素养的培养却逐渐被忽视。留日学生虽多，但教育质量参差不齐，部分学生甚至成为无良教师。面对教育困境，有人提出分流办学的思路，但这一思路并未改变教育滑坡的趋势。



科举考试果真一无是处吗？

王韬这位近代名士的多面性。他虽无显赫功名，却拥有“改革思想家”“长毛状元”“夷情专家”等头衔，并因协助洋人翻译中西经典而被誉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先驱。然而，在晚清普通人眼中，他却只是一个洋人买办和文化掮客。王韬热衷于给大官写信自荐，却无人理睬，他在自传中自嘲自己是一事无成的废民。他还有另一面，喜好冶游狎邪，编写了《花国剧谈》和《海陬冶游录》等作品，记录了妓女的悲欢离合和才情。王韬的情色观并非简单的俗艳之论，而是包含了对才情的尊重和对女性的独特见解。他笔下的妓女并非简单的卖笑女子，而是有才华、有情感的人。王韬的生活和作品充满了矛盾和复杂性，让人不禁对这位名士产生好奇和思考。



“桃色”怎样入史？

康熙皇帝南巡途中在孔庙与孔子后裔孔尚任的对话。对话中，康熙帝对孔子及其文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详细询问了文物的历史背景和细节。同时，史景迁在书中运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直接引用了康熙帝的自述，这种写法在传统历史写作中较为罕见，引发了关于历史书写中个人情感表达的讨论。文章还探讨了历史写作与文学创作的边界，以及如何保持客观公正的历史叙述。



动情的历史学

上辑

二战后日本对于殖民侵略的态度问题，指出日本高层对此毫无悔改之心，并解释了这种态度的形成原因。文章以美国拍摄的电影《天皇》为例，探讨了东京审判前如何给天皇定罪的故事，讲述了菲勒斯将军寻找天皇发动战争的罪证，最终发现天皇在战争中的表现，并最终说服麦克阿瑟将军，使得天皇免受追责。文章进一步讨论了皇帝在历史和文化中的作用，以清朝为例，说明了皇帝不仅是凝聚各民族的象征符号，还是维系道德教化的枢纽。最后，文章反思了科举制度的废除对清朝的影响，以及皇帝在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



皇帝的影子有多长？

凌迟与砍头的区别，凌迟是一种缓慢而残忍的刑罚，通过切割犯人肉体来延长其痛苦时间。刽子手需精确计算每刀的间隔和位置，以达到最佳效果。在凌迟过程中，刽子手需具备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和精湛的手艺。凌迟不仅是对犯人的折磨，也是对刽子手的考验。此外，凌迟还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刑罚的残酷和对生命的漠视。随着时代变迁，凌迟逐渐被废除，死刑执行方式也趋向人道化。同时，中西文化对死刑执行场面有不同的看法，西方更注重宗教仪式和神圣性，而中国则更注重刑罚的实际效果。



“杀千刀”的故事

黄仁宇在缅甸丛林中被日本狙击手击中的经历，并描述了他后来写出的生动文字。他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受降现场回忆起日本人自制力超群，对国共两党的行事风格进行了对比，指出国民党注重外表而共产党更关注思想统一。他还提到延安时期的各种主义和红军在抗战初期面临的困境。黄仁宇认为中国官僚社会与基层组织之间存在脱节，反对用简单的二分法处理历史问题。他提出“数目字化管理”的大历史观，强调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性，但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国传统道德治理技术的作用。他认为国共两党都没有很好地承袭传统道德经验来解决冲突，导致社会管理体系中缺乏有效的组织基础和制度安排。



细节决定历史成败？

罗丹艺术回顾展中国家博物馆的盛况，展示了健壮肌肉和丰满裸体的雕塑，以及大作家巴尔扎克的雕像。通过对比罗丹的习作草稿和最终作品，揭示了艺术家如何处理体积和面积的关系。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中西方艺术观在尺寸上的差异，以及宗教艺术对欧洲和中国艺术的影响。文中还对比了中西方人物雕像的表现方式，指出中国艺术中人物常被描绘为渺小模糊，而欧洲艺术则强调人体体积和面积的扩张。最后，文章分析了中西方艺术中的人体表现，以及中国近代以来对西方艺术潮流的冲击和审美意识的转变。



中西艺术的差异何在？

19世纪洋人对中国的认识，他们或赞美或贬低，表现出对中国的复杂情感。一方面，他们羡慕中国的繁荣和文明，认为中国是香料、珠宝和药物的宝库，是瓷器、丝绸、缎子等精美产品的加工厂；另一方面，他们又对中国充满偏见，认为中国人傲慢、自私、粗俗，甚至认为中国农村是个黑暗的世界。这种偏见既有西方中心的偏见，也有对中国人委婉细腻表达方式的不理解。然而，洋人对中国的认识也不尽是谬论，他们认为中国文字是表意的，比西方的表音文字更加优越，且中国的科举制度具有人才选拔和分配功能，甚至具有代议的职能。因此，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珍惜和利用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读史凭什么看洋人脸色？

人类学家在研究原始部落时，与当地居民相处的过程中发现了文化差异，这被称为“文化多样性”。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原始部落居民开始对西方人的行为产生怀疑，并逐渐产生了与西方人平起平坐的愿望。然而，当人类学家的真实想法被揭露后，原始部落居民感到被欺骗。同时，西方人在观察东方人时，往往会带上“国民性”的眼镜，将东方人视为低人一等。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被描绘成狡猾、没有灵魂、智力迟钝的形象。这些负面形象在战争期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中国人展现出了坚韧和忍耐的品质。然而，国民性这个概念本身具有复杂性，可能是西方人编造的神话，也可能是用来矮化中国人的阴谋。作者认为，我们应该关注文明标准的变化，而不是一味地将西方人的观点视为敌意。



国民性是如何炼成的？

中国人好为人师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孔子时期。孔子起初想成为君王的老师，但未能如愿，转而收徒授课，逐渐将儒家思想传播开来。汉武帝独尊儒术，表面上抬高了儒学地位，但实际上并未真正赋予其权力。宋代军力薄弱，儒生试图通过“文治”提振文化自信，并与皇帝互动密切。然而，清朝末年面对西方列强时，传统的道德教育显得无力，中国开始从拼人品转向拼知识。科举制度崩溃后，学堂教育更加注重实用知识而非道德修养，导致知识与道德脱节。现代教师仅传授知识而不关心其背后的道理，这种现象在中国社会中广泛存在，如父母逼迫孩子学习钢琴等。在国际关系上，“好为人师”的心态也体现在中国对日本的复杂情感和历史认知上，两国之间的矛盾根植于文化认同和近代化标准的不同追求。西方世界利用这些心理暗战操控着双方的关系。



中国人为什么总是好为人师？

俄国知识分子的两种类型：军功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前者出身于军人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地位较高；后者则多来自下层僧侣，性格阴郁且具有反叛精神。相比之下，中国缺乏准确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士”阶层虽有类似特征，但整体上更文弱。俄国知识分子热衷于神秘组织和地下刊物，而中国士人主要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注重道德教化而非军事才能。清末以后，随着学堂兴起，传统“士”的地位逐渐消失，现代理工男成为主流。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虽有“民国范儿”之称，但实则为清朝文化的延续。文坛中对知识分子的讽刺和批判自明代以来一直存在，如《儒林外史》《围城》等作品揭示了他们的虚伪与丑态。新中国成立后，部分知识分子参与政府事务，另一些人继续教书或赋闲，但整体上缺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种殉道精神。



知识分子大不同

近代以来，中国人与日本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根植于两国文化、历史以及现代政治的交织。一方面，中国对日本有着深厚的文化认同，认为日本文化受益于中国文化，但这种认同在近代的冲突中转化为深刻的怨恨。另一方面，中国人在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时，对日本的侵略尤为敏感，因为日本被视为曾经对中华朝贡圈内的“小国”，其侵略行为被视为奇耻大辱。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中日两国在“公”与“私”观念上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影响两国在文化、政治和社会层面的互动。最后，文章指出，尽管日本曾试图在中国复制清朝的统治模式，但由于两国在文化、社会和政治上的差异，以及外部因素的干预，日本最终未能成功。



当年日本何以不能征服中国？

清朝时期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日本和朝鲜曾与中国保持朝贡关系。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的影响加深，日本采取了“弑母”的策略，彻底脱离中国文化圈，并试图成为新的老大。孙中山提出的大亚细亚主义未能实现，反而促使日本更加激进地推行军事扩张政策，最终导致东亚地区的动荡。朝鲜也逐渐摆脱对中国文化的依赖，甚至发起扫灭汉字运动，以西方标准重新审视历史问题。如今，中日韩三国都更倾向于学习西方，而非维持传统的文化连带关系，这使得“东亚连带”意识逐渐消失。



谁的东亚？

明朝末年传教士利玛窦对中国人的印象，认为中国人只会在江湖河道中生活，害怕出海远航。然而，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却挑战了这一印象。郑和的船队付出多，回收少，但这是为了彰显大明帝国的威严和面子。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乡土观也影响了永乐帝的国际化风格。明朝的经济肌体循环中逐渐出现了“白银中毒”症状，白银的广泛流通改变了东亚贸易圈的格局，中国人对海洋的观感也从恐惧陌生开始向依赖与倾慕转化。白银的流通不仅改变了贸易圈，还重置了政府与个人的责任连带关系，加强了县一级行政势力的渗透。然而，白银的流动过于随意，政府对此无可奈何。清朝“闭关锁国”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白银已经从海上流入中国，国人对海洋的态度也不再恐惧。



中国人怕出海吗？

延边大学朝鲜族朋友对“中国公民”和“中华民族”的不同理解。他们认为自己作为大国的国民感到自豪，但反感“中华民族”这个称呼，因为它带有歧视少数民族的色彩。这种矛盾引发了一系列历史与学术讨论，如傅斯年与顾颉刚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而费孝通则主张多民族国家应尊重各民族文化特性。这些争论揭示了历史上“中华民族”概念形成的复杂过程和不同族群的文化认同问题。在现实利益驱动下，少数民族身份的确认往往通过汉语表达实现，并且在自尊心与利益追求之间不断权衡。此外，历史的真实性和虚构性背后都承载着特定文化和利益关系，如何辨析这些动机显得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