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军是国际性的青少年运动组织。它的发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的英国。一八九三年，英国军官贝登堡（Lord Baden-powell）在服役中将自己领导的士兵分成小队进行强化训练。除了常规的勤务、侦探、野营等个人能力以外，贝氏也注意训练士兵自立的精神、可靠的信用，藉此希望在士兵中养成英国人所崇尚的绅士风度。
贝登堡在军队中的训练经验以及有关材料被收集起来，整理为《Aid to Scouting》（《警探术一助》）一书。一九〇四年，贝登堡回到英国，发现他写的那本书已经被很多学校采用为训练儿童的教科书。他在惊讶之余，开始认真思考这种新的训练方式对于儿童以及青少年教育的意义。一九〇七年，贝登堡和他的同伴带领从各个学校抽调来的少年在英国南部白浪西岛上进行露营，取得了意料之外的好成绩。这鼓励了贝登堡，次年，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并参考了欧洲历史上的儿童训练经验写成了一本童子军手册《Scouting for Boys》。（《童子警探》）。随着童子军理论的成熟与实际经验的积累，童子军运动开始发展起来。到一九一〇年，英国童子军已经超过了十万人。
童子军训练中的小队竞争精神带有游戏的性质，适合儿童的天性。其实际训练注重人格发展与身体强健、强调动手能力与服务他人的意识，这种训练方式在近代世界民族竞争的格局中必然要引起关心民族前途的世界各国教育家的关注。童子军运动很快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
中国童子军教育在于辛亥革命前后诞生，这主要归功于湖北武昌人严家麟。严氏一八九〇年出生于汉口。一九〇六年考入武昌文华学院。光绪末期，民族革命意识高涨，文华学院四处弥漫着革命情绪 。年轻的严家麟在文华学院受到革命意识的启蒙，由于自己身体衰弱，兼深度近视，因而决定在宗教、教育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积极参与到学校的各种青少年教育实践中。一九一一年，学院收到多种英国寄来的童子军文献，严家麟经过斟酌取舍，将有关材料译成中文，并用于学院幼童部的教育实践。民国成立以后，严家麟将初期儿童训练中成绩优良的孩童选为队长，负责小队训练。并于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组织经过训练的儿童在武昌文华书院图书馆通过宣誓，成立中国童子军。
辛亥以后，武昌是革命的首义之地，随着革命风潮的蔓延，童子军运动很快传播到江苏、上海等地。一九一五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各学校组织了约三百名童子军到会场会操并参与服务。童子军的工作给各届留下了深刻印象。次年，上海格致公学校长邀请全国童子军教育界有关人士成立“中华全国童子军协会”。继此以后，各地纷纷成立了推进童子军运动的组织机构。一九一七年，江苏顾拯来等建议江苏省教育会发起“江苏省童子军联合会”，召集各校校长与教练员共同讨论，拟定章程、训练方针等。同年，北京京师学务局成立“北京童子军委员会”。一九一九年，上海成立“上海童子军联合会”。同时，为了养童子军运动的人才，各种讲习机构也随即兴起。一九一七年，江苏省教育会在上海开办童子军讲习会。一九一九年，南京高师举办暑期童子军讲习科，听讲者极一时之盛，对后来的童子军教育影响深远。一九二四年，第二次世界童子军大会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中国虽然教育经费极度困难，但仍然派出了训练员李启藩、童子军盖其新等人参加大会。
一九二六年初，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通过童子军组织来推动全国的青年运动。会议决定成立童子军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区域内的童子军组织。同年三月五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童子军案。由此，近代中国童子军进入“党化”时期。一九二八年，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青年部撤销，青年运动改属中央训练部。会长丁惟汾提议修改童子军规程以及委员会组织法。经过有关方面的讨论，取消了童子军委员会，成立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一九三〇年，南京举行中国童子军首次总检阅，参加检阅者三千余人，检阅人蒋中正、胡汉民等。南京检阅以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青年运动的控制，戴季陶在蒋中正的授意之下对童子军组织进行改组。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日，在国民党中央第十六次常务会议上，原有的中国童子军司令部正式更名为中国童子军总会，会议推举蒋中正为会长，戴传贤、何应钦为副会长。
“党化”时期的童子军被统一到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下，由于政府的支持，童子军的组织与实践都获得了发展。一九二六年十月，中国童子军第二次全国大检阅，参加检阅万余人，在检阅期间，还举办了童子军作品用品展览会。抗战时期，童子军在宣传、救护、通讯等方面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涌现出许多动人的事迹。胜利以后，由于国、共冲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自顾不暇，童子军改属各省教育听。童子军运动逐渐走向衰落。
民国时期的童子军运动，是近代中国的教育思潮与革命意识相互激荡的产物。在近代史的曲折进程中，童子军运动在青少年运动、青少年组织与教育等领域都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对童子军运动的研究，与革命史、教育史相出入，有助于丰富我们对近代史的认识。
童子军的文献，包括大量的训练教程、参考数据、会议档案、以及散见于报刊的评论文章等。在本编《民国童子军教育史料》中，主要包括有关法案、会议记录、调查报告、训练材料等。作为童子军史料首次系统发掘的尝试，受制于馆藏底本与我们对童子军运动的历史认识的不足，本编尚有不够完善之处，希望读者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