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从明末到清初，儒学从“尊德性”的理学逐渐转变成“道问学”的考据学。儒学面貌何以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
本书基于晚明以降社会经济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背景，从儒家一以贯之的“内圣外王”理想入手，以“儒学的社会性格”为视角，考察当时儒者针对个人修养和改造社会两大目标的讨论与实践，分析清代儒学的转向，力图将儒学内在逻辑与其所处外缘环境结合起来，在融会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清代考据学获得一个综合的理解。
张循，四川成都人，复旦大学专门史专业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系教授，从事明清思想史和文化史。出版有《道术将为天下裂——清中叶“汉宋之争”的一个思想史研究》（2017），代表性论作有《汉学的内在紧张：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一个新解释》《义理与考据之间：蒙文通先生的经学历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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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去探讨理学、思想史不是什么新鲜事，吕妙芬教授的《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张艺曦的《结社的艺术：16-18世纪东亚世界的文人社集》都是已有的实践。作者的新颖之处在于提出了“求同”与“存异”这组概念，与之相关的还有“理”与“礼”、“自治”与“治人”、“得君行道”与“觉民行道”、“士人文化”与“大众文化”、“以自治治人”与“以治人自治”……但是此书粗漏之处甚多，表达不够清晰精准，引用的二手文献冗杂，颇有六经注我之嫌。
张循老师受罗志田老师的影响还蛮明显的。不过也有自己的特色: 擅长抓住大关节进入幽微之处（对戴震的把握尤其精彩），而这种眼光其实是需要整体视野的，看着没写多少实际上背后阅读量惊人。
这种由宋到明清再着眼现代的路子才是顺的吧！那种从现代倒回去找什么宋代现代性、晚明现代性的研究真是既浮躁又可疑。
慎独存异则有明之学风断，然则何以衰而不复乎？
戴震算是考据学家，但绝不能等于清代考据学/朴学/儒学全部，基本没提段玉裁和二王。试图打破窠臼，却还是在窠臼里。朴学的可贵之处在于科学性的提高，建议读读【读书杂志】。
主题是从明到清的儒学转向，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解读则颇觉新颖，不过行文之间读起来稍有一些拧巴的感觉。近来有两个不成熟的思路：第一，总体而言，清代儒学（或者说就是礼教）对于「下沉市场」的有力开拓，是空前绝后的，是许多前人想做而没有做到的。第二，还是总体而言，儒学的理学转向是有「代价」的，这在宋明或许不显，入清以后则其弊大彰，而此弊本来就深植于理学体系的内部……
文化史思路，背后则是社会经济变化。
但是如果从施派来理解，其实有点政治隐微主义与教育隐微主义（按梅尔泽的概括）的意思。原来的政治压力，曾经的民族、封建或现在的新说终归都是政治上的理解。
而作者着力标举的“自治”与“治人”的差异，其实在施派文献里常见讨论。自治对举哲人，治人对举政治。
合并起来或许可以做一个比较研究。当然施派的预设和理学、考据学还是不同的。
明清之际的大规模暴力带来的影响讨论的还是不够，王东杰《乡里的圣人》也是如此。与所见国外战争史与社会史、思想史的讨论还有差距。是国内的政治敏感原因吗？
自治与治人之别，导致尊德性向道问学转变，而这是大众文化向精英文化挑战的结果。王学的人人成圣既然不能实现，那就分途而行，即免以理杀人又免以禅入儒。这样的解释，清晰倒是清晰了，但这么清楚真的对嘛。
明季士人在“三不朽”上的妥协与修己、治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对我颇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