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有趣，有料，有用”的经济统计史。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泰勒·考恩力荐！从《末日审判书》到“桥水公司崛起内幕”，详述经济指标运用实践。从“大萧条”到“奥巴马救助计划”，解析经济指标演化路径与暗藏陷阱。
人们对于经济指标非常熟悉，因为关于它的报道充斥着电视、报纸、网站等媒体；人们对于经济指标又非常陌生，因为其计算过程异常复杂和艰涩。这种落差使得经济指标成为舆论战场，政党的相互攻讦、利益团体之间的纷争等，让经济指标笼罩在浓浓的阴谋论的气氛中。扎卡里·卡拉贝尔通过对历史的细致耙梳，探究了GDP、CPI、失业率等关键性经济指标的来龙去脉以及计算过程，使其本质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随着精确化需求的增加，经济指标从帮助人们衡量经济现状的工具，逐渐演化成塑造人们对经济认知的框架。这种转变隐含着一种陷阱，任何对于指标的错误运用都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麻烦，从格林斯潘悖论的产生，到奥巴马7000亿美元救助计划的失策都是如此。不过，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的，这种局面其实隐含着巨大的机会。在认清其本质的基础上，利用现存指标构造认知经济的全新方式，就能发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桥水基金的达里奥无疑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扎卡里·卡拉贝尔
里弗图埃斯研究机构（River Twice Research）总裁，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会（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高级顾问，从事经济与政治趋势分析工作。
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卡拉贝尔曾经担任纽约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总裁和首席经济学家，著有《分割沙漠》（Parting the Desert,The Last Campaign）和《和平至上》（Peace Be Upon You）等畅销书。
卡拉贝尔还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定期评论员，《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外交季刊》和《华盛顿邮报》撰稿人。

经济指标相关的历史和重要性。从威廉王时期的普查到拉普拉斯的理论，再到经济学数据实证检验的发展，以及微观指标的教父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物价指数等的具体情况。书中还提到了解决经济悖论的新概念。通过这些内容，读者可以了解到经济指标在理解和分析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测试题

中世纪英格兰的统治者威廉二世在位期间，《末日审判书》对全国的土地、人口和财富进行了详尽统计，这是自罗马帝国以来英国经济生活首次受到全面考察。尽管这项工作忽略了教会的资源，但它为后续政府征税奠定了基础。随着时间推移，贸易成为国家收入的关键来源，政府通过管控关税和商业活动来增加收入，并抑制外来竞争。随着科学与数学的进步，统计学逐渐形成，其中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的《关于概率的哲学随笔》对现代统计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的人口普查始于1790年，作为政府收集信息的重要手段，它在19世纪扩展到涵盖更多经济领域。早期人口普查主要依赖人工记录和调查，耗时且数据准确性受限。随着时间推移，普查内容不断丰富，如制造商普查等，以反映国家工业化进程。然而，随着数据量激增和政治敏感性提高，处理信息的困难引发了争议。1850年的人口普查因深入探讨农业问题而备受瞩目，但同时也暴露了诸如农民可能故意少报或多报农作物产量等问题。

早期统计数据尽管存在局限性，如对食物、工作相关数据的需求以及农民可能的虚报行为，但它仍为政府和市场提供了规划与评估的基础。随着社会变迁，对于更多经济和社会数据的需求日益增长，特别是关于经济不平等和社会正义问题的数据，以支持相关议题的讨论和解决方案的制定。这些数据在解决关乎食物分配和就业机会等关键问题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01 世界末日的涟漪

埃塞尔伯特·斯图尔特在美国内战后的生活与工作经历饶有趣味。他虽口吃，却酷爱阅读，这使他在迪凯特棺材公司任职期间得以深入观察工厂环境，并开始撰写关于工人们所处条件的文章。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新闻界巨头德马雷斯特·劳埃德，这次相遇激发了斯图尔特的雄心壮志。尽管《芝加哥论坛报》起初拒绝了他的文章提案，但他坚持发表关于劳工状况的内容，从而赢得了关注。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先后成为伊利诺伊州劳工局秘书和美国劳工统计局局长。

斯图尔特的工作重心在于揭示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困难，并推动了国家失业率指标的创建。这个指标对于理解和应对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危机至关重要。在19世纪末之前，人们对失业的概念并不清晰，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作与收入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失业问题随之凸显。随着社会改革和工会运动的兴起，政府开始重视数据收集，以科学方法指导社会管理。斯图尔特等改革者利用统计工具推动了劳动条件的改善，并对美国经济统计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一名坚定的统计学家，斯图尔特坚信事实与数据是挑战无知和偏见的有力武器。他视统计资料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积极倡导制定最低工资法以保障人民福利。然而，他也认识到过度依赖科学和数学的局限性，认为统计学只能作为指导原则而非万能解决方案。

斯图尔特并非孤军奋战，他的同事们也致力于劳工权益的争取。文章中提到了与他类似的一位人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他们的努力共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然而，统计工作本身也面临挑战，如选取合适样本的重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困难。不恰当的抽样可能导致结果严重偏离实际情况，比如仅选择富裕地区作为样本将无法准确反映全国状况。

政府机构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致力于改进样本代表性并评估其准确性。尽管如此，人为错误仍难以避免，例如调查员填写问卷时可能出现疏忽或作假。此外，政府编制官方统计数据的行为引发了对政府控制力增强的担忧，左翼和右翼都对此表示质疑，认为这可能是政府操纵公众舆论的方式。

尽管存在这些疑虑，统计指标仍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塑造公共生活和政策决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斯图尔特的工作和经历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变迁，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现代统计学在社会发展中重要性的窗口。

02 失业

在1968年这个动荡的美国社会背景下，越南战争引发了广泛的抗议，种族歧视和性别平等问题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在这个时代精神中，肯尼迪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观点，他呼吁重新定义成功的标准，并对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衡量国家成就的主要方式表示质疑。他认为，GNP忽视了诸如社会价值、环境健康和个人福祉等无法量化的方面。然而，肯尼迪的这一警告在随后的日子里逐渐被人们遗忘，美国社会愈发注重物质主义，GNP成为了评价成功的关键指标。

尽管GNP的历史相对较短，最初主要用于解决大萧条和二战时期的经济问题，但它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成为衡量国家进步的重要数字。这与库兹涅茨对经济学的贡献密切相关，他重视数据和实证研究，专注于经济统计，建立了国民收入账户系统，这对评估经济增长和制定政策至关重要。他的工作受到了政治家如拉弗莱特的支持，旨在改善社会状况并解决失业问题。

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虽然被广泛认可，但在统计上却被忽视，因为这些活动没有直接的经济成本。经济学家理查德·斯通指出了这一点，并解释了为何这些活动未被纳入生产计算。随着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日益重要，特别是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等新的衡量经济的方法应运而生，以适应政府支出增长的需求。凯恩斯主义在此背景下兴起，强调政府干预和支出对于稳定经济、抵抗衰退的重要性。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受到了他的个人投资经验和对人类行为非理性观察的影响，他反对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完美市场的假设，主张政府在市场中的指导作用。随着数据在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提升，国民收入核算成为评估政府政策效果的基础工具。尽管如此，这些经济指标也有其局限性，如未能充分反映非货币交易和生活质量等多方面因素。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经济指标成为了政策制定和公众讨论不可或缺的参考依据。然而，在使用这些指标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它们的定义和局限性，并在理解和考虑后作出明智的决策。国民生产总值的成功应用帮助美国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并使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但我们也需要不断反思和改进我们的经济衡量标准，以更全面地反映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03 国民收入和来自平斯克的男人

美国在20世纪中叶实现了经济的显著增长，转变为一个充分就业、生产繁荣和普遍富裕的国家。《生活》杂志的一篇文章高度赞扬了这一成就，并将亨利·卢斯视为塑造战后文化的关键人物，他通过《财富》等出版物宣传美国经济的成功和自由市场理念。尽管受到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背景的影响，卢斯对美国的信念充满热情，并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支持美国外交政策。

随着新政时期公众对企业角色认知的变化，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开始关注统计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以衡量国家实力和社会进步。这些指标不仅在美国，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成为评估经济增长和国际比较的重要工具。然而，尽管经济活动日益全球化，大多数指标仍基于国家边界内的数据，反映了经济学与民族国家的紧密联系。

早期经济学家构建模型时将经济视为封闭系统，这在现实中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存在贸易、资金和人员流动。古典经济学假设供给与需求最终会达到平衡，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产出与收入相互匹配。尽管这些指标有局限性，但它们为衡量政府政策效果提供了重要工具，增强了社会对经济的控制感。

二战后，随着联合国的成立，国民经济核算标准的工作加速推进。经济学家斯通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与世界各地同行合作改进了记录国家产出和投入的方法，并共同创建了一套国际标准，即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于1953年颁布。这套体系改变了人们理解经济活动的方式，被视为推动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和稀缺的关键工具。

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在推广这些标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字成为了讨论经济现实的语言，融入了公众生活。尽管这些目标具有理想化的色彩，但统计创新和数据收集为评估社会进步提供了重要依据。

04 经济概念的发明

乔治·卡托纳是微观指标领域的开创者之一，他设计了诸如消费者信心指数等工具来衡量个体的经济行为和态度。这些指标与政府传统的宏观数据不同，它们聚焦于个人对经济的感受和预期，弥补了传统经济学中忽视心理因素的缺陷。卡托纳结合心理学与市场研究方法，通过调查问卷分析消费者情绪如何影响经济活动。这项工作在密歇根大学得以发展，并逐渐商品化为信息公司提供的数据产品，对市场有显著影响力。

自1946年起，密歇根大学进行的消费者调查旨在探究人们对经济的看法如何左右消费决策和储蓄行为。卡托纳认为，人们的情绪对消费选择有直接影响，进而塑造整体经济。他创建了消费者信心指数来量化这种情绪，并预测未来经济走势。尽管学术界对其与实际支出行为的相关性有所质疑，但这些指标在公众中仍广受关注，作为反映大众心理的指标。

经济指标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填补了官方数据对情感因素的空白，提供了一个主观视角去衡量个体的安全感和福祉。虽然情绪指标不一定能准确预示未来，但它们揭示了个人态度与集体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有时比硬性统计数据更能体现经济的真实状态。私人机构如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和全国采购代理商协会也参与创建并使用这些指标，政府则试图整合和分类这些数据来评估整体经济状况。

随着指标数量的增加，它们成为企业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参考。然而，经济周期的概念并非一蹴而就，它在二战后逐渐被广泛接受，并影响商业决策、投资策略以及文化和社会议题，如通货膨胀问题。亚瑟·伯恩斯因定义经济周期而知名，但在尼克松政府时期，他却因为未能妥善处理通货膨胀问题而备受批评。

05 经济的全貌

美国在1970年代面临高通胀、越南战争失败和经济增长放缓等挑战。当时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虽努力对抗通胀，但效果有限，问题被认为与国际事件如石油危机和美元贬值有关。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政府过度发行货币导致通胀。通胀率统计方法的争议焦点在于劳工统计局与工会对生活费用指数准确性的争论，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作为主要通胀指标影响社会保障福利和工资调整，引发公众对数据真实性的质疑。

费雪和米切尔致力于理想价格指数的研究，试图通过“理想指数”理解经济。费雪发明了结合固定权重和链式权重的指数方法，但实施困难。他们的工作反映了经济学家在复杂现实面前的统计模型尝试。高通胀率给经历过剧烈通胀国家如德国、拉丁美洲和美国的人们留下深刻记忆，CPI成为政治和社会关注焦点。

20世纪70年代，人们亲身经历物价飞涨、借款成本上升和经济增长停滞，导致社会不安。政府和经济学家努力改进计算方法，如链式加权分析，但经济系统变化要求指数不断调整，如服务业发展和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核心CPI被引入排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波动，成为政策制定参考。住房问题在通胀指数中占比大，因房价、利率和预期等因素复杂而难以准确衡量。

劳工统计局多次调整测量方法，如从租金到房价再到业主等价租金，导致通胀率估算下降，引发公众对政府可能低估通胀以减少预算和压低工资的怀疑。尽管有争议，CPI仍是衡量生活成本的重要指标，不断适应社会经济变化。然而，数据不稳定性导致公众对其意图产生怀疑，认为可能有利于特定利益集团。

官方通胀数据受到质疑，人们指出政府可能通过调整统计方法误导公众，制造经济繁荣假象。关键经济指标如CPI与实际生活体验脱节，限制了其衡量经济系统满足公民需求的能力。尽管早期这些指标对政策制定和理解经济运行至关重要，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与现实生活的差距增大，引发对数据可靠性和相关性的反思。

06 通货膨胀率：从关键性指标到政府的骗局

在2009年美国经济危机期间，新总统奥巴马推出了7870亿美元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作为经济刺激措施。这个数额是基于经济学家对产出缺口的估算，旨在填补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差距，以稳定就业市场。然而，由于缺乏准确的实时经济指标，产出缺口的估计存在很大差异，从-4.2%到-1%，这导致了刺激计划规模的巨大不确定性。尽管法案在当时引起争议，但其效果并未如预期般迅速降低失业率或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这些政策基于对经济可衡量和控制的假设，然而这些假设建立在相对短期的历史数据和统计模型上，且在全球化和技术发展的背景下，这些指标可能已无法准确反映现代经济的真实状况。通货膨胀问题作为最好例子来说明传统指标与现实世界脱节的问题。早期的经济统计方法设计于工业化民族国家高度控制贸易和货币的时代，当时的服务业不发达，农业和制造业是主要就业来源。然而，随着科技发展和全球化进程，服务业成为主导，但统计框架并未及时调整，导致如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等指标无法准确反映现代经济的实际情况。

例如，1995年与1935年相比，社会在技术、生活方式和预期寿命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计算通货膨胀的方式却没有相应改变。这使得即使是近期创建的统计数据，如20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的数据，也可能迅速过时。统计学家明白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调整衡量工具，但由于政治和经济系统的快速变革，即使在不断修正，数据仍难以跟上变化的步伐。因此，像特征定价学说这样的新方法论应运而生，以更准确地反映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升。然而，这些改进仍然面临争议，因为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易量化，且可能被误解为政府操纵统计数据。

格林斯潘的证词揭示了经济指标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的差距，警示我们对衡量和管理经济的能力应持谨慎态度。统计学家使用回归分析法来补充有限的数据，并以此预测经济政策的影响，但这种分析方法受限于数据的不足和代表性。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自由市场理论，都依赖于官方统计数据进行决策，如政府预算管理和经济安全的保障。

经济指标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展，影响着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医疗保健、社会保障支出和财政预算。然而，GDP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区别在于衡量范围，前者只计算一国境内的生产，后者包括所有国民在全球的生产。尽管美国两者差异不大，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单一指标可能不足以全面反映经济状况。西蒙·库兹涅茨早就警告过过度依赖这些统计数字带来的问题，因为它们容易被滥用，并可能导致对复杂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简化理解。

总的来说，现代经济环境下，传统的经济指标如产出缺口估算、CPI等已无法准确反映实际情况，需要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变革而调整。同时，政策制定者应谨慎对待GDP等单一经济指标，避免因过度依赖而导致对复杂问题的理解过于简化。

07 边际收益递减

美国长期存在的对华贸易逆差被视为经济问题和全球失衡的象征。然而，作者质疑我们计算贸易数据的方式可能不准确，未能反映实际的国与国之间平衡关系。传统GDP公式（C+I+G+(X-M)）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可能不再适用，因为它忽略了服务贸易的重要性。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商品和服务生产日益复杂，简单地通过出口减去进口来计算GDP可能已过时。

官方数据显示美国对华存在商品贸易逆差，但如果考虑教育、旅游等服务贸易，美国实际上有服务贸易盈余。然而，这些服务未被纳入官方统计数据中。现代产品在多国生产，使得原产国确定困难，传统贸易数据无法准确反映全球化现实。这可能导致我们高估了美中贸易逆差，基于错误信息做出决策。

例如，苹果手机的价值并非仅来自硬件和制造，其创新、设计和知识产权带来的附加值远超直接成本。中国作为原产国所占份额有限，而产品增值通常分布于全球供应链各国，传统统计方法可能忽视这一事实。世界贸易组织和经合组织正试图创建新数据库衡量“附加值贸易”，但这需要国际合作和大量资源，且面临挑战。

一旦实施新的统计方法，将揭示我们对全球经济理解的偏差，并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准确的信息基础。目前的统计数字在媒体和政治讨论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可能掩盖了地区、教育和种族间的差异，导致公众对就业状况的误解，影响政策辩论。面对变化的世界，现有指标已落后，需要更精细的数据反映复杂的社会经济现实。

尽管有人尝试改进这些指标，但进展有限且缺乏全新评估体系。不丹国王提出的全新框架为未来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总之，我们需要更新统计方法和数据，以更准确地描绘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贸易，并确保政策决策基于可靠的事实基础。

08 沃尔多在哪里

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于1972年即位后，提出以幸福作为国家发展的目标，而非传统的国民生产总值。他意识到全球普遍用经济产出定义成功，但希望强调生活质量而非物质主义。为此，不丹成为世界上唯一拒绝国民经济核算标准的国家，转而发展自己的国民幸福指数，纳入精神满足、家庭生活、文化和传统等多方面考量。尽管这一指标还在发展中，但它对国际社会如何衡量经济发展和幸福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全球多数国家仍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成功主要指标时，不丹的独特尝试引发了关于幸福与物质产出之间关系的全球讨论。

20世纪中叶，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模式强调物质产出和消费，这种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对经济增长的过度关注忽视了社会价值观和个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性。这促使人们反思现有的经济指标，质疑它们是否真正反映了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不丹，选择跳出传统框架，寻求更全面的幸福度量标准，不再单纯追求物质产出。学者们通过研究和调查，尝试创建新的度量工具，将主观幸福感纳入考量，以反映个体和社会的真实福祉。

尽管不同文化对幸福的理解有所差异，但全球范围内的研究表明，人们普遍倾向于看到生活中的积极面。这些努力旨在找到更公正、全面的衡量标准，促进社会的整体幸福而非仅仅追求经济增长。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幸福和满足的追求发生了变化。从早期关注基本需求如食物、住所和健康，到经济发展的富足状态下，人们的关注点转向更多物质消费，导致永无止境的消费循环。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指出，过度消费可能导致共同利益减少、自然资源枯竭，并且物质财富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幸福感提升。理查德·伊斯特林提出的伊斯特林悖论进一步证实，收入和物质富足并不能保证幸福感增加，人们在达到某个生活水平后，幸福感增长会放缓。这些观察提醒我们，衡量成功的标准不应仅依赖经济指标，而应更多考虑社会满意度和幸福感受。

人类发展指数作为对国内生产总值等传统指标的补充，旨在评估各国的发展水平，核心是提高生活质量而非单纯增加商品和收入。尽管该指数依赖成员国提供的数据可能存在问题，如数据操纵，但它为分析和发展策略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随着时代进步，更多度量工具如幸福感研究和主观幸福指数出现，虽然指标增多带来测量复杂性挑战，但强调了衡量世界时需要多角度和全面考虑的必要性。

09 国民幸福总值

《Tebellverket》是瑞典国王于1749年发起的人口普查项目，旨在通过了解国家趋势来振兴衰落的王国。尽管未能恢复帝国荣光，但这一举措帮助构建了高效的社会服务系统。汉斯·罗斯林是一位流行病学家，他发现了人们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普遍存在的误解，并利用创新的数据可视化工具使数据更直观，以增进人们对世界变化的理解。他强调数据在反映现实和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尽管数据存在局限性和时效性问题。

经济学家埃里克·布林约夫森对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它未能充分捕捉科技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变化。他与麦卡菲的研究发现，自90年代以来的技术进步，如机器人和软件的发展，导致生产力显著提升，但工资和就业并未相应增长。他们认为技术变革正在弱化GDP与就业之间的关联，并指出GDP未能跟上信息经济的步伐，忽视了免费数字商品对经济的贡献。布林约夫森提出，新技术可能造成数万亿美元的价值未被计入GDP，而官方统计机构正努力改进方法以适应新经济环境。

然而，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中存在诸多挑战。个人收入差异与GDP统计数据之间的不匹配表明，要全面了解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受益情况，仍需更多工作。数据收集受限于受访者的诚实度和回应率，特别是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反馈不足，影响了官方数据的准确性。失业统计数据也有局限性，包括就业定义的变化、不同群体间的就业率差异以及隐形失业的难以衡量。在数据记录较少的国家，数据可靠性问题和政治干预更为严重，如阿根廷政府对通货膨胀率的操纵引发国际争议。

为应对数据被操纵的问题，学者们开发了“海量价格数据项目”，通过实时在线搜索商品价格创建独立于官方机构的通胀指标，这种方法更难以操控且成本更低、更新及时。桥水公司创始人雷伊·达里奥以低调行事著称，他的基金在金融危机期间仍能产生高额回报，引发对其投资策略的好奇。他打破了资产管理行业的常规，通过书籍分享了原则和生活哲学，强调反思与开明思考的重要性。桥水公司的成功部分归功于记录会议的习惯，用于自我批评和学习。达里奥对经济规律持怀疑态度，不完全依赖官方统计数据，而是通过团队分析全球数百个指标来构建反映世界状况的独特指标系统。

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政府可以借鉴桥水公司等资源改进关键指标，以更有效地解决通胀、就业等问题，并重新评估贸易数据和GDP的衡量标准。然而，现有的经济指标源于工业时代，无法适应信息经济的需求。因此，我们需要批判性地思考现有指标，寻找新的方法来应对社会变化，回顾历史，反思指标如何塑造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以找到未来发展的方向。

10 化身

经济指标起始于提供统计清晰度，帮助政府和企业监控经济活动，如国民收入、失业率和消费者物价指数等。二战期间及战后，这些指标成为衡量经济健康和政策指导的重要工具。然而，它们逐渐被赋予过多意义，作为评判国家成功和社会福祉的标准。例如，失业率常用于预测选举结果，但其统计基础并不稳固且易受修订影响。

作者指出，过度依赖这些指标来制定政策和预测未来存在问题，因为它们无法充分反映经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如教育水平、地理位置对就业的影响，以及低薪工作的实际状况。因此，尽管我们持续改进和发明新的统计数据，但单一数字无法全面衡量生活的各个方面和经济的真实状态。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应利用更广泛的信息来衡量生活和决策，而不仅仅是传统指标。政府需要扩大数据收集范围并灵活分析，如使用“仪表板”方法。企业关注与业务相关的特定需求数据，个人和小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定制指标，如当地社区经济状况。大数据赋予我们前所未有的能力去衡量生活和解决问题，不应受限于简单数字。

现代社会中，经济数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过去依赖官方统计，现在互联网提供定制化信息。然而，过度依赖旧的经济指标可能阻碍问题解决，因为现实问题需要更具体、与信息理解相关的解答。我们应利用现代工具寻找和分析答案，从抽象的“经济”概念中解放出来，进入真实且个性化的数据世界。

经济指标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