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中山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并在美国担任访问学者。他出版多部法学著作，如《法律是什么》、《西窗法雨》等，并在《南方周末》等媒体开设法学随笔专栏。刘星教授在法学领域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为法律思想与观念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导刘星代表作品。本书是著名法学家刘星教授的学术随笔辑录，作者在娓娓讲述那些有趣故事和社会现象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引领读者进入对法律实践和法律理论诸多基本问题的思考。
对社会及历史问题的法律分析。本书从人们熟悉的法律实践中提出问题，层层考察，由简入繁，最后提示研究者的“批判意识”。本书具有务实性、理论性和批判性，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兼具可读性与学术性。本书涉及大量有趣故事和社会现象，并对此进行法律实践和法律理论的思考，让读者在轻松阅读中，潜移默化地学习到法学知识。

刘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在美国做过访问学者。出版《法律是什么》《西窗法雨》《中国法律思想：故事与观念》《西方法律思想：传说与学说》《法律的隐喻》《法学实践》等法学著作多部，发表论文若干，在《南方周末》《法制日报》《文汇报》等辟有法学随笔专栏。

这本书的增订版，作者回顾了近二十年来本书的思想和叙事策略仍具有价值。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法律被越来越多专业人士和社会大众关注其服务对象和深层意义。作者强调，法律背后存在意识形态和价值期望，需要深入挖掘。此次增订版对内容进行了订正，书名采纳了刘峰先生的建议，更全面地体现全书的用意和风格。作者感谢出版社和引荐人，希望读者能从书中获得阅读的乐趣。



增订版序

法律审判的历史演变揭示了法律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社会文化背景的变化而发展。通过对一个古代婆婆通奸杀人案的审判记录分析，我们看到了法律执行者在审判中的关键作用。他们的“大笔一挥”往往决定案件的命运，使得法律变得具体而不再是普遍。

文章深入探讨了现实主义法学的观点，指出在争议案件中，法律执行者的判断至关重要。而在无争议案件中，法律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是普遍的。这说明，法律执行者的判断在法律审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外，文章强调了意识形态话语在法律审判中的重要性。意识形态话语并非直接给出结论，而是引导官吏们的推论方向。这种话语操控使得官吏们在“知识圈子”内徘徊，难以跳出固有思维框架。同时，揭示了法律实践中并无客观中立的“法律知识”，而是被“活法”所支配。

话语权力在法律审判中通过“法律面纱”影响判决结果。这种操控作用，使得官吏们在审判过程中，往往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难以保持客观中立。因此，如何消除这种影响，确保审判的公正性，成为法律界关注的焦点。

总之，法律审判的历史与演变，让我们看到了法律执行者在审判中的重要作用。他们的判断不仅影响着案件的命运，也关系到法律的公正性。同时，意识形态话语在审判活动中的操控作用，使得法律审判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确保审判的公正性，我们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加强对法律执行者的教育和引导，提高他们的法律素养和道德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让法律审判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前行，为社会的公平正义贡献力量。

“法律审判”背后的谱系

《听来的故事》这本书中的一个章节，通过三个故事讲述了人的“缺德相”，并揭示了这些故事背后的深层含义。故事中的英雄、救人者和打扫厕所的来子，分别代表了英雄的悲剧、救人的牺牲和善良的悲剧，这些故事通过刑警队长和罪犯的对话，展现了法律的暴力和社会的惰性。作者通过这些故事，揭示了现代性法律的另一面，即它可能以“客观”“中立”“形式正义”的外衣，背弃了社会的正当，并在背弃的同时，使人们陷入不可置疑的境地。



读《听来的故事》──掀开现代性法律的另一面

《水浒》翻译过程中的一个版本故事，揭示了翻译策略背后的意识形态斗争。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国际友人沙博理受“四人帮”之邀翻译《水浒》，最终英文书名从Heroes of the Marsh变为Outlaws of the Marsh。沙博理通过翻译策略，巧妙地表达了对于“四人帮”不喜欢的人物同情，暗中进行话语抵抗。这个故事生动地展现了翻译策略在权力运作中的重要作用。



从《水浒》的翻译看

作者在美国游学期间，对美国法律教育和资本关系的观察与思考。作者通过讲述俄亥俄州立大学法学院的捐赠故事，揭示了法律教育与金钱的紧密联系，以及法律运作在资本推动下的运作模式。作者指出，法律教育和法律运作都离不开金钱的支持，法律人的培养也伴随着交易化的过程。此外，作者还探讨了社会分工和法律交易的关系，认为法律正义的实现离不开金钱的介入。作者在反思中提出，尽管法律是有产阶级的事业，但我们不能因此抛弃法律，而应寻求法律为更多人带来正义的可能。



有产阶级的法律——新游学纪闻在美国 (一)

美国法学院如何通过一系列策略，如夸奖、关心和捧场，来从校友那里获得捐款。文章指出，虽然这些策略看似为了法学院的发展，但实际上却反映了法律教育背后的意识形态分裂。法律教育在强调正义、公平的同时，也必须依赖金钱，而这种金钱的获取往往伴随着对正义、公平的妥协。文章认为，法律和法律教育在追求正义、公平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这种分裂，而这种分裂也是其存在的一部分。



意识形态的分裂——新游学纪闻在美国（二）

小额官司在现代社会中的普遍现象，文章以一位买书者为一元钱诉讼书店的事件为例，探讨了小额官司的意义和成本。文章认为，小额官司虽然成本低，但耗费时间精力，可能会破坏人际关系，且在熟人社会中，和解和让步往往更为合适。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小额官司在陌生人关系中的适用性，指出国家应设计制度来疏导和抑制利己行为，而个人则应注重自我消化和调节。文章最后强调，法治的目的不仅仅是法治本身，更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



小额官司──几类思考的理路

在近代社会中，人们既追求专业化，又担忧过度专业化的现象。作者通过研究近代法学人物，如梁启超、张君劢等，探讨了如何称呼这些人物的问题。作者指出，尽管这些人物在法学领域有所建树，但他们在其他领域也有广泛涉猎，如政治、文学等。这引发了对“法学家”一词的重新思考。作者认为，这些人物实际上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他们的身份不应仅仅局限于某一专业领域。



“法学家”在近代

民国法学家吴经熊的生活与法学之间的微妙关系。吴经熊的婚姻，看似“命定”，实则压抑了他的激情。他的“生活”中，既有家庭责任，又有“花楼”的浪漫，形成了“法学地”浪漫的婚姻模式。在法学上，吴经熊试图融合霍姆斯和施塔姆勒的思想，形成了既严谨又洒脱的法学风格。他的生活与法学相互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个性。吴经熊的一生，既体现了法学家的严谨，也展现了诗人的浪漫，令人感慨万千。



民国法学家的“一种生活”和其法学

民国时期，梁漱溟对乡村自治制度的看法。他认为，虽然乡村自治的理念不错，但实施方式存在问题。过多的西化制度如多数议决、罢免乡长等，不仅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还可能加剧村民间的矛盾。因此，他提出了“村学乡学”这一新制度，旨在通过学习和教育，促进村民间的和谐与进步。他认为，村学乡学应该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知识，以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村学乡学──一种乡村制度的话语构建

域外沉默权的起源和发展。沉默权起源于西方，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英国。它体现了自由主义思想，强调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平衡。在中国，沉默权是舶来品，与传统的“从实招来”规矩相冲突。文章通过对比中西法律传统，分析了沉默权的利弊，指出其在保护个人权利的同时，也可能导致犯罪者逍遥法外。文章还提到了沉默权的限制和例外，强调任何制度都有双刃性，需要权衡利弊。



域外沉默权一瞥

腓特烈大帝干预阿诺德案的历史事件，指出君王主权者在法律上的绝对权威，以及法治理念下法律制约君王权力的必要性。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分权制衡的重要性，强调立法与司法的分离，以及法官在法治中的关键作用。同时，文章指出法律职业化带来的“知识霸权”问题，认为在法律现代性的背景下，法官阶层可能对法律进行操纵，导致外行人难以理解和制约。最后，文章提出警惕法律现代性引发的“知识权力”挤压，并呼吁重新审视法治现代化的初衷。



法治·分权制衡·法律现代性的困境──从腓特烈大帝过问阿诺德案说起

法律解释领域内存在“法律民主”问题，即法律文字的普遍性与具体社会对象之间的不协调。以“私家打假”为例，文章揭示了法律解释的复杂性和其中的隐蔽机制。在分析中，文章对比了“大众平民式”与“法学精英式”两种法律话语的解读方式，并对它们在法律解释中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文章进一步探讨了追寻“立法原意”的难题，认为由于解释者的主观性，立法原意的确定存在困难，这影响了法律解释的正当性。

文章强调，法律应当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并警惕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法学精英的“知识状态”可能使少数人占据社会权力的顶峰，这在法律解释中可能忽视大众利益。因此，文章主张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应尊重大众意见，并贯穿民主原则。

在法律解释中，法律文字的普遍性往往难以与具体社会对象相匹配，这种不匹配性在“私家打假”等案例中尤为明显。文章指出，法律解释的纹路和暗道机关值得探讨，这有助于揭示法律解释的复杂性。

对于法律解释，文章分析了两种不同的解读方法：大众平民式和法学精英式。大众平民式强调法律与民众生活的紧密联系，而法学精英式则侧重于法律文本的严谨性和逻辑性。文章质疑这两种方法在法律解释中的正当性，认为它们都存在局限性。

在追寻“立法原意”的过程中，文章指出，由于解释者的主观性，立法原意的确定存在困难。这表明，法律解释的正当性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更加谨慎地对待。

文章强调，法律解释不应简单地将精英话语视为权威，而应强调其多元性和民主性。法律应当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警惕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法学精英的“知识状态”可能导致忽视大众利益，因此，在法律解释中应尊重大众意见，贯穿民主原则。

综上所述，法律解释领域内的“法律民主”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应尊重大众意见，追求法律解释的多元性和民主性，以确保法律真正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

法律解释与“法律民主”

法律科学的性质及其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的讨论。文章指出，法律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旨在探寻普遍规律，但与自然科学不同，其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研究者本人，还包括被研究者，这使得法律科学的研究更加复杂。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法律科学”的概念，认为其应具有“客观”和“中立”的特点，但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其是否真的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质疑。通过对霍姆斯和德沃金等法学家的观点的分析，文章揭示了法律科学在实际应用中的局限性，并提出了从内部立场来看待法律，即以参与者的视角来理解法律的观点。



法律科学？

法律实证主义中的“尺子标准”理论，认为法律与非法律可以通过某些基本规则来区分。然而，德沃金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法律背后隐藏着许多法理、原则、准则等原则，这些原则也是法律的一部分，不能仅凭“尺子标准”来划分。他以纽约州法院对埃尔默·帕尔默谋杀案的判决为例，说明法院在实际操作中并非总是依赖明确的规则，而是根据一系列隐含的原则来做出判决。德沃金认为，这些原则构成了法律的核心，而“尺子标准”理论无法准确反映这一现实。因此，他主张将法律看作一个复杂的体系，其中包含着各种原则和规则，并相互影响。这一观点对传统的法理学提出了挑战，也为后来的法律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美国人手里的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职位——德沃金的革命

中国历史上的法律话语与法律活动紧密相连，其在法律实践中具有重要地位。以清朝雍正年间蓝鼎元审理的“兄弟争田”案为例，文章揭示了法律话语的形成、运作，及其与官府和书本中法律的关系。法律的基本目的是赏罚，尤其是罚，且法律作为自上而下的统治工具，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和解决纠纷。

梁漱溟在民国初年对法律的阐述，古代案例中的“定分止争”和“和睦相处”原则，以及“刑”与“法”的密切关系，都体现了古代中国法律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法律强制性与社会和谐秩序的结合，是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和解决纠纷中发挥作用的体现。同时，“礼”这一社会规范的重要性，国家法律与民间习俗的关系，以及对待乡里秩序权威的态度，共同构成了中国法律话语的丰富内涵。

在乡村的法律秩序中，国家法和民间法并存。乡村的秩序权威，如陈德俊和陈朝义，在维护乡村和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是地方利益的代言人，也是官府权威和民间权威之间的桥梁。中国法律话语中，“规矩方圆”象征着普遍的标准和尺度，不论是国家法还是民间法，都应遵循这一原则。

在“兄弟争田”的案例中，不同社会角色展现出对法律价值的不同追求，反映了法律话语在社会实践中的影响。这些案例和故事，展现了古代中国法律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和解决纠纷中的作用。通过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法律话语的深厚底蕴和广泛影响。

法律的隐喻（增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