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学院和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曾在美深造。他出版多部法学著作，如《法律是什么》《西窗法雨》等，并在多家媒体开设法学专栏。刘星在法学领域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西方有哪些代表性法律思想？西方法律思想有何魅力？本书系统梳理了西方法律思想，堪称西方法律思想百科全书。本书以问题思路作为线索，来讨论西方法律思想的演变，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时常以“夹叙夹议”的方式展开自己的某些讨论，进而具有一些整体理论分析的色彩，使读者可以较为深入，并且以中国的学术理解方式来理解西方法律思想。本书在尽可能多地涉及西方法律思想资料，从古希腊一直到当代，特别注意将法律思想的分析讨论融入具体的法律实践活动的分析讨论中，使本书呈现“实践中的理论分析”的表征。

刘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在美国做过访问学者。出版《法律是什么》《西窗法雨》《中国法律思想：故事与观念》《西方法律思想：传说与学说》《法律的隐喻》《法学实践》等法学著作多部，发表论文若干，在《南方周末》《法制日报》《文汇报》等辟有法学随笔专栏。

近年来西方法律思想领域佳作不断涌现，资料日益丰富，视野逐步开阔，其中《新编西方法律思想史》为显著代表。作者提出，对域外法律思想的研究，资料梳理的编年史著述与史论结合的导论可相互补充，提升阅读价值。增订版对原版进行了订正，并强调写作意图、叙事风格和主题观念已在《修订序言》和《序言》中阐述。作者感谢增订版出版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希望本书为读者带来持续阅读意义。



增订版序

柏拉图对话录中，诡辩者色拉叙马霍斯将正义定义为当时政府的利益，即强者的利益，并提出了法律意志说，认为法律总是反映统治者的意愿和利益。然而，亚里士多德反驳这一观点，认为法律应体现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而不仅是统治者的利益。文章进一步指出法律意志说存在的问题，例如无法解释保护被统治者的法律规定。

霍布斯的政治契约理论则认为，法律的产生与强者的利益无直接联系，而是源于人们之间的相互畏惧。此外，法律的意义存在于解释者与法律文字的相互作用中，立法者的意志不能最终决定法律的本质。

边沁和奥斯丁强调“命令”这一概念，认为命令式意思表示被忽视时，发布命令者会以权威和力量给予不利后果或惩罚，从而构成命令。法律作为命令的一种，包含三个要素：愿望、恶果的可能性和意志的表达。同时，他们讨论了立法者自我恐吓的难题，指出立法者在制定规则时也要遵守法律，引发对立法者义务和权力的思考。

法律强制说探讨了法律与道德、宗教等社会现象的区别，以及主权者的命令与强暴者的“要求”之间的差异。法律的本质和功能应普遍、明确，适用于所有人。然而，实际应用中法律常常面临挑战，如特殊情况下的处理问题。以古罗马案例为例，说明在法律规则不明确或存在争议时，法官需要灵活处理，但这又与法律普遍性和明确性的原则相冲突。作者进一步探讨了“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与法律普遍性之间的矛盾，指出法律实践中法官的灵活处理往往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意味着法律可能并非完全普遍和明确。

第一章 “政治学”的透视

美国纽约州法院审理的里格斯诉帕尔玛案件，帕尔玛因谋杀祖父被判刑，但其继承权如何处置引发争议。甲、乙、丙三人对帕尔玛是否丧失继承权提出不同观点，甲主张严格依据《遗嘱法》，乙强调法律原则，丙主张以立法者意图为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帕尔玛败诉，以“不得有过错”原则为依据，认为继承权不应给予谋杀者。此案反映了在法律实践中，争议案件的判决往往取决于对法律原则和立法意图的理解。



016 有争议的案件：里格斯诉帕尔玛

霍德利主教的名言“重要的是解释者”，强调了法院在法律解释中的决定性作用。文章通过《遗嘱法》的案例，阐述了法律规则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需要法院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解释。美国学者格雷提出，法律规则是由法律适用者解释制定的，而法律本身则是法官主观精神中的意识观念。文章最后指出，在具体案件中，法院的解释和判决才是最终确定的法律。



017 霍德利主教的名言：重要的是解释者

法院判决的最终效力，指出在简单案件中，法官可能并未严格遵循“白纸黑字”的规则，而是根据自身理解作出判决。在争议案件中，法院对规则含义的判决具有最终性，决定了规则在法律适用中的含义。文章通过对比不同案例，探讨了法官在法律解释和判决中的权力，以及法院判决对权利义务承担者的实际意义。



018 法院判决的最终效力

格雷的观点，他认为法律适用者在适用法律时，往往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运用并不存在的法律规则。格雷强调，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并非随意，而是基于法律渊源而非个人情绪。他将法律规则视为法官在确定权利义务时制定的规则，而非固定的文本。然而，格雷的理论中存在矛盾，他一方面承认法律规则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些规则不可发现，只能通过法官的解释和说明来理解。这使得在格雷的理论中难以区分法律规则和法律具体判决。



019 规则和具体判决

法律顾问在案件预测中的重要作用。他们通过对法院过往判决的分析，预测法官可能会如何判决，从而指导当事人采取相应行动。霍姆斯法官认为，真正的法律不是“白纸黑字”的规则，而是对法院未来判决的预测。他认为，法律顾问和坏人的预测具有内在的强制力，因为忽视预测可能会导致不利后果。因此，了解法官的言行比研究法律条文更有意义。



020 “法律顾问”和坏人的习惯：预测

法律现象不仅对坏人有意义，也对其他人有着指导作用。法律不仅是外在强制力的体现，更是人们自愿遵循道德和义务的准则。法院判决具有范例效应，民众会模仿追随，但法官自身并不总是进行预测。格雷和霍姆斯等学者忽视了对法院角色的反思，将法官的观察视角置于次要位置。这引发了对法律本质和法官角色的深入思考。



021 好人·法官·预测

格雷与霍姆斯对法律本质的独到见解，他们认为法律的意义取决于读者对规则的解读，而非固定的规则本身。他们指出，法律存在于具体判决之中，每个案件都有其独特性，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则。弗兰克和卢埃林进一步指出，法律规则只是虚幻的，真实存在的只有法官的具体判决。他们强调，法律是法官和行政官员的实际行动，而非规则体系。格雷、霍姆斯、弗兰克和卢埃林等法律现实主义者，用他们的理论揭示了法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022 法律 =具体判决

法律现实主义者对法律的理解，他们认为法律应关注实际影响而非文本。强调关注社会官员的行为，如抓人、罚款等，而非法律文本。指出法律研究者应从外部客观立场出发，而非作为政府机构的一员。



023 从“规则的解释”走向“社会学的观察”

法律的实际作用，指出初学者常关注立法者和法院的活动，但实际法律影响更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则，如学校、公司等社会组织规则，这些规则对人们行为的影响远大于法律条文。学者埃利希指出，人们的行为规则与法律争议所依据的规则可能完全不同，法律并非唯一的行为规则，司法判决对人们行为的影响程度和情况值得深思。



024 国家法的实际作用

20世纪初英国发生的两起儿童误食有毒果实死亡的案件，法院判决公园所有者负有责任。这表明即使有明确的法律规则，社会中的民间规则和常识也影响着对责任的判断。同时，指出人们在遵守法律义务的同时，更多是受到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的影响，而非法律本身。这些民间规则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国家的法律规则。



025 国家法底层的或者旁边的民间规则

埃利希对“活的法律”的独特理解，他认为法律并非仅仅存在于国家法律条文中，而是渗透于民间规章和日常习惯中。他强调法律的发展重心在社会本身，主张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人的行为。这种观点对传统法律思想形成挑战，引发对法律本质和范围的思考。埃利希认为，法律不应仅仅被视为权力作用，而应关注社会中的各种规范和习惯。



026 “活的法律”

19世纪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的观点，他认为法律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进化过程，早期法律制度并非以现代立法机构和规则为基础。梅因强调，古代东方的规则制度中，部落首领的权威和习惯规则构成了法律，而非立法机构和明确规则。虽然民间规章和习惯可能得到国家的默许或强制推行，但它们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不容忽视。然而，“活的法律”与“国家法律”的冲突也时有发生，国家规则往往占据上风，导致民间规章和惯例的逐渐消失。



027 “活的法律”与“国家法律”的冲突

法律与其他社会规则的界限问题，文中通过对比“法律”与“习惯”、“礼仪”、“道德规则”等概念，指出法律具有其独特性。然而，从孟德斯鸠到埃利希等学者，对法律的界定却越来越模糊，甚至将法律概念扩展到民间规章和惯例，引发了对法律界限的质疑。学者们试图从“实际的效果作用”、“事物的性质”、“秩序”等角度来定义法律，但都存在争议。因此，如何区分法律与其他社会规则，成为了一个复杂且难以解决的问题。



028 怎样区别法律和其他社会规则？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用“合法”和“非法”来评价行为，但如何区分这两者成为一个难题。以一个社会为例，虽然政府规定男人只能娶一个妻子，但当地有惯例允许男人因女方不孕而娶第二个妻子。这导致判断行为是否合法变得复杂，有时甚至出现“既合法又非法”的结论。作者通过这一例子，揭示了语言习惯对区分“合法”和“非法”的影响，以及在社会规则中存在的模糊性。



029 “合法”与“非法”的用词习惯

寻找“活的法律”的困难。由于“活的法律”往往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因此要准确识别和确认其内容，需要深入观察和细致分析。然而，在社会中，由于不同群体可能遵循着截然不同的行为准则，这给确定哪个是真正的“活的法律”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030 确定“活的法律”的困难

法律如何从传统的“白纸黑字”规则转变为更多体现在官员行为和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哈特提出了“好人”概念，强调法律规则的遵守和适用需要人们内心的自觉和积极态度。他区分了习惯行为和规则行为，认为规则行为不仅源于外在要求，更需要行为者内在的批评和反省。哈特认为，这种“好人”的积极态度是规则存在和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键。通过这一理论，哈特揭示了法律规则的普遍性和必要性，并对传统法律思想和法律现实主义进行了批判。



031 开辟新的思路：认识“好人”

好人的积极态度对于规则和义务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没有好人的积极反省，规则无法生根，义务也失去了基础。然而，也提出了问题，即为什么那些没有积极态度的人，比如中间立场的人或“坏人”，仍然有义务。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对于安乐死、堕胎等有争议的话题，指出在道德上难以断定是非，因此无法简单地将好人的态度作为义务的依据。同时，文章还讨论了哈特理论中，社会义务与大多数人“好人态度”的关系，以及权力在义务形成中的作用。最后，提出义务与被迫之间的密切联系，并指出边沁、奥斯丁等人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032 好人的态度·义务

哈特关于法律独特要素的理论，他认为法律规则与非法律规则的区别在于前者包含了官员所接受的“次要规则”。哈特指出，次要规则是法律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义务规则和权利规则，后者又称为授权规则。为了说明法律与道德的区别，哈特以原始社会的义务规则为例，分析了其不足之处，如模糊性、习惯性变化和纠纷解决困难。随后，他提出了新的“次要规则”，包括“认可规则”，以弥补这些不足。这些规则体现了人们对“什么是法律”的认可，成为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哈特强调，法律的存在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人们服从具有效力的行为规则，官员接受法律效力标准的认可规则。通过这种方式，哈特提出了不同于埃利希理论的“社会学”观察式法律思想。



033 法律的独特要素

法律现实主义者和埃利希的社会学观察方法，他们更关注行为者的行为，而哈特则强调行为者的态度。通过一个小案子，展示了不同观察方法在法律判决中的应用。文章指出，法律现实主义者和埃利希倾向于观察行为，而哈特更关注行为背后的态度和动机。同时，文章探讨了社会学观察方法在法律领域的应用，以及如何通过观察行为和态度来理解社会现象。尽管存在理解动机观念的困难，但观察行为仍然是可靠的方法之一。



034 观察行动和观察态度

法律在实际操作中与理论规定的差异。文章通过“政治学”视角的学者和“社会学”观察者的争论，揭示了法律规则在实际应用中的模糊性和解释的主观性。文章通过三个英国法院的判例，说明了法律规则的意思和解释方法是紧密相连的，不同解释可能导致不同理解。文章进一步指出，试图找到法律规则的原有意思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规则的制定往往涉及多人的意见和投票，而且即使能够找到作者的原意，也难以保证这种原意就是唯一的或正确的。因此，文章强调了“社会学”观察者关注社会活动和行为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理解法律真实意义的关键。



035 法律中的行动与行动中的法律

社会学观察法律的角度，主张从“无生气的文本”转向“有生气的行动”。通过分析《苏美尔法典》、《萨利克法典》和《大宪章》等法律文本，对比了传统政治学观点和社会学观点的差异。社会学观点强调关注法院的具体判决、民间行为规矩与官方规矩的关系，以及官员的主观态度，认为“真实的”法律存在于现实人们的行为和态度中。



小 结

第二章 “社会学”的观察

凯尔森对法律效力的理解独特而深刻。他认为，法律效力并非立法者意志的产物，而是源于“规范”这一概念。他以遗嘱和契约为例，说明其效力与订立者的心理意志无关，而是源于“旁边”的规范，如法律规定。即便立法者不再表示意志，法律依然有效。

凯尔森提出了“默认”和“认可”的概念，指出这些看似与意志相关的因素，实际上与“意志的表达”是不同的问题。他认为，法律的最终效力来源于一般法律之外的规范，这种规范构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规范系统。

在法律规范的创制与效力问题上，文章指出，并非所有具有相对优势的说话者都能成为立法者，因为“公共权力”的概念意味着一项被授予的公共统治能力。在革命式的社会变化中，新上台的统治者颁布的规则依然具有法律效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暴力方式可以最终决定一个规则的法律效力。

文章还探讨了“应当”与“是”的区别，强调法律规范与实际行为之间的界限，以及法律秩序整体实效对单个规范效力的影响。此外，文章对“强制”概念进行了分析，认为法律与道德、宗教规范的区别在于法律总要在一个义务的规定后面再规定一个“制裁”。

凯尔森试图构建一个纯而又纯的“应当世界”，但他的理论仍受到“政治学透视”和“社会学观察”的挑战。他的观点提醒我们，在探讨法律效力问题时，必须超越简单的意志论，关注规范和秩序的内在逻辑。

第三章 “规范学”的假设

凯尔森与哈特等学者认为，法律的定义应基于其日常用法，这种用法基于约定俗成的习惯，从而确定法律的对象和特点。他们强调，理解法律的真正目的不仅在于其形式、结构和来源，还在于其背后的原则和目的。然而，这种方法也存在争议，因为日常用法在不同历史和地理环境中有所差异，且可能受观察者主观目的的影响。实证主义者寻找法律来源的策略也受到挑战，因为法律背后的潜在原则同样重要，且法院在审判中常依据这些原则。

法律实践中，法律原则并非直接标注在文本中，需要深入研究和理解。由于潜在原则的模糊性和多样性，实证主义者所强调的“来源”或“确定标准”难以适用。文章通过分析“理论争论”案例，展示了法律实践中存在不同观点和理论框架，进一步说明了法律原则和潜在原则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即使判决结果无争议，法官们也可能因不同的法律原则和理论得出相同结果，表明法律在解释中完成，本质多元和动态。

德沃金深刻理解法律本质，认为法律并非由客观中立规则构成，而是通过法官们的解释和论证形成。法官们依据自己的政治道德立场和“背景根据”原则，构建起一个法律权利义务的王国。德沃金强调，法律的形成是一个“解释过程”，最终由解释确立。此外，他指出，法律实践中的参与者，如法官、律师等，都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立场参与实践，并试图证明自己观点的正当性。因此，法律理论家应积极融入法律实践，以内在参与者的视角去理解和解释法律。

第四章 “解释学”的解释

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中的法律冲突。故事讲述了安提戈涅违反国王克瑞翁的世俗法令，坚持按照自己的信仰和兄妹之情埋葬哥哥波吕涅刻斯。安提戈涅认为存在高于人定法的“神法”，而克瑞翁则坚持人定法至上。两人之间的冲突引发了关于法律秩序、道德义务和社会秩序的深刻讨论。文章探讨了两种法律秩序的内涵，以及人制定的法律与神制定的法律之间的矛盾。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安提戈涅是否有权违反克瑞翁的法令，以及服从与反抗之间的伦理困境。



第五章 两种法律秩序

自然法作为判断事物的理性，是近代和现代常人难以否定的一般命题。自然法包括了尊重他人财产、信守承诺、赔偿损失、扬善惩恶等原则，这些原则被视为道义上必要的行为。启蒙时期的学者如格劳秀斯和洛克，将自然法视为正当理性的命令，教导人们遵循自然法来实现自然权利。自然权利观念源于弗朗西斯·德·维多利亚，认为人们具有先于法律存在的自然权利。社会契约理论则解释了政府权力的来源，即人们为了解决冲突和纠纷，将部分权利交给政府。启蒙学者强调，政府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自然法和保护自然权利，否则人们有权利反抗。这些理论为反对不公正的法律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六章 自然法、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

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概念，指出人天生就懂得一些道德的基本规范，因为人人都有自然权利，需要尊重别人的自然权利。然而，也有观点认为，出于自利自爱的目的，人们依然可以遵守道德的基本规范。进一步探讨了“私心”的来源，认为人的自私和欲望是私心的根源。接着，介绍了斯宾诺莎和霍布斯对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看法，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与人之间是战争状态。最后，讨论了社会契约的理论，认为人们为了和平与自卫的目的，会自愿放弃自然权利，签订社会契约，建立政府或国家。同时，也探讨了为什么人们需要顺从人法，以及如何解释政府的绝对权力。



第七章 自然法、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的另外一种解释

纳粹德国时期恶法的存在及其对法律的挑战。纳粹的法律被认为是对人类正义的践踏，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否认了这些法令的法律地位，认为它们不能作为任何行为的法律理由。然而，对于恶法的界定和否定，理论界和实践中都存在困境。一方面，如果以主观价值判断来界定恶法，可能会导致对法律概念的滥用，另一方面，否定恶法的法律地位可能破坏社会秩序。因此，如何在反抗恶法和维护社会秩序之间找到平衡，成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八章 坏的法律不是法律

法律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其本质和定义备受关注。在法律领域中，解释者和评论者的角色被明确区分。解释者的任务是阐述法律是什么，而评论者则探讨法律应当如何。作者强调，无论法律的价值如何，它都具备法律资格。

在探讨“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两种观点时，作者以安提戈涅的故事为例，引入了法律实证主义者的“恶法亦法”观念，并将其与安提戈涅、洛克等人的观点进行对比。然而，文章也指出了“恶法亦法”在理论上的困境，如法律科学的建立问题、社会角色对法律理解的影响等。

在实践层面，文章讨论了“恶法亦法”可能导致的法律专制等问题。尽管如此，作者认为在极端情况下，选择“恶法非法”可能是必要的。这种观点的出现，使得法律改革更为清晰。

作者进一步探讨了“法律实际是什么”与“法律应当是什么”之间的联系。尽管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并非概念上的必然。在此基础上，作者强调了法律实证主义的观点，即法律和道德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综上所述，法律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其本质和定义至关重要。在探讨法律问题时，我们需要关注法律实证主义者的“恶法亦法”观念，同时也要认识到其理论及实践中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努力寻求法律实际与道德之间的平衡，以实现法律改革的清晰与有效性。

第九章 坏的法律也是法律

20世纪50年代英国议会因同性恋和卖淫问题组成沃尔芬登委员会，调查后发现应放松对这两者的限制。委员会提出，成年人私下自愿的同性恋不涉及公共秩序和社会体面，而法律应尊重个人在私人道德问题上的选择自由。然而，英国学者德弗林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道德问题属于公共道德范畴，同性恋和卖淫会影响社会，增加医疗成本，破坏家庭和谐。德弗林主张道德的法律强制，提出“理智判断”和“憎恶感情”作为标准。然而，这一标准在实践中存在问题，因为“理智判断”和“憎恶感情”都是主观的，不能成为可靠的客观标准。



第十章 道德的法律强制

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基本善恶的道德问题上，法律应该施加强制，如诚实信用、遵守诺言等。然而，对于“日常争议”的道德，如通奸、婚前同居等，法律不应强制介入。哈特认为，道德的法律强制本身存在道德问题，可能会压制人们的自由。德弗林则认为，只要道德行为不被大多数人接受，就应该成为法律问题。尽管康德定理一度被人们接受，但现代人对它的批评使其逐渐被放弃。法律和道德的界限应该清晰，法律强制应合理且具有正当性。



第十一章 划清法律与道德

法律的本质及其目的。文章通过分析法律如何体现不同的价值观念，如亲情、公平、正义、秩序和权利，探讨了法律制定的目的。文章进一步讨论了“秩序”在法律价值中的重要性，并举例说明了秩序如何有助于保障社会公平和权利。接着，文章通过分析安提戈涅和苏格拉底的故事，说明了法律带来的秩序对社会的积极影响。最后，文章区分了“法律”一词的知性用法和感性用法，并引出对法律统治与人治的讨论。



第十二章 法律的价值选择问题

法治，即政府行为需遵循既定规则，确保人民预知其行为以规划自身事务。然而，法治存在不足，如难以做到真正的“平等对待”和法律文本的阐释难题。柏拉图提倡人治，认为哲学王为最佳统治者，他们需具备普遍性的管理知识和道德。哲学王被视为完美，掌握绝对真理，但此设想存在缺陷，包括人性的恶和绝对真理的不可证性。柏拉图的人治思想在实际中难以实现，因为人性的腐败和绝对真理的不可证明性。

柏拉图设想中的哲学王掌握绝对真理，拥有绝对权力，但文章指出这种理念存在问题，如权力滥用和缺乏反省能力。同时，文章分析了法律的缺陷，认为法治并非完美，但相较于人治，更为可靠。亚里士多德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法治理论，强调普遍服从和良好法律的重要性，并提出公平概念以弥补法律缺陷。然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也存在着矛盾，如“良好法律”和“一般遵守”概念之间的冲突。

文章总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指出人治看似理想，但现实中不存在完美的哲学王，因此法治成为更合适的选择。柏拉图主张人治，强调哲学王的绝对真理和权力，然而这种理念在实际中难以实现，因为人性的腐败和绝对真理的不可证明性。亚里士多德则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法治理论，强调普遍服从和良好法律的重要性，但他的理论也存在着矛盾。

综上所述，法治在实现公平正义方面存在不足，但相较于人治，法治更为可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即人治并非完美的解决方案，法治才是更合适的选择。在现实社会中，我们需要不断完善法治，以实现公平正义的目标。

第十三章 哲学王的统治与法律的统治：初次对话

在探讨法治与人治的哲学观点时，文章首先回顾了罗马人的人治观念，强调立法者不应受法律约束。接着，文章分析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对王权的看法，他们认为君王的权力至高无上，但主权者个人不受法律限制。文章进一步提出自然法对主权者的约束作用，强调自然法对世俗法的补充。

在阐述分权制衡思想时，文章指出权力滥用可能导致腐败，因此主张通过分权制衡来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孟德斯鸠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能够相互制衡，防止权力滥用。他认为立法者、行政者和司法者之间存在着互相制约的关系，这有助于实现法治。

然而，文章也指出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过于简单化，未能充分考虑人性恶的问题。在法治实践中，法院往往扮演着最终仲裁者的角色，对法律的意义进行最终解释。但法院的权力并非无限制，立法者依然在法律范围内拥有决定权。

通过美国案例，文章展示了制衡机制在权力游戏中的运作，以及权力游戏规则背后的目的。这表明，分权制衡在法治中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

在法治与人治的哲学探讨中，从罗马人到孟德斯鸠，再到现代法治实践，我们可以看到法治观念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从强调立法者不受法律约束，到提出自然法对主权者的约束，再到分权制衡的法治理念，法治观念在不断发展中逐渐成熟。这一过程反映了人类对权力制衡、公平正义的追求，以及对人性的深刻认识。

在法治实践中，分权制衡机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确保了权力不被滥用。同时，法院在法治实践中扮演着最终仲裁者的角色，对法律的意义进行最终解释。这一机制既保障了公民权利，又维护了社会稳定。

然而，法治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在法治实践中，我们需要关注人性恶的问题，防止权力滥用。同时，要充分发挥分权制衡机制的作用，确保权力不被滥用，保障公民权利。

总之，从罗马人到现代法治实践，法治观念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分权制衡机制在法治中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在法治实践中，我们要关注人性恶的问题，充分发挥分权制衡机制的作用，以实现公平正义。

第十四章 开明专制与权力制约的法治：再次对话

在一个小社会中，法治与民主的结合是确保权力不被少数人垄断的关键。人们通过讨论和表决来制定规则和法律，旨在防止权力滥用和专制统治。然而，由于个体利益和观点的差异，达成共识往往困难重重。卢梭提出了“公意”这一概念，认为通过正负抵消的讨论，可以提炼出代表公共利益的“公意”。他认为法律应以公意为根基，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从而保障公共利益。然而，这种“公意”也可能忽视少数人的意愿，甚至压制他们。

卢梭通过“正负抵消式”的分析得出“买卖和贸易”是商业的唯一含义，但这样的公意是否真正代表公共利益，存在质疑。他主张民众需要智慧精英来帮助分析公意的内涵和取向。在实现公意的过程中，民众代表或专业人士需监督和纠正违规行为。但这样的监督和纠正可能依赖于少数人的判断，导致“少数人统治”。

托克维尔批评多数民主可能导致多数人的专制，担心多数人会剥夺少数人的权利和自由，进而引发社会混乱。尽管卢梭和托克维尔在观点上存在分歧，但他们都强调了民主与法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法治与民主的结合中，必须谨慎处理，避免权力滥用和少数人被边缘化。公意的实现，需要民众、精英和专业人士的共同努力，既要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也要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权益。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第十五章 第三种声音：民主、公意、法律

启蒙时期的学者们怀揣着对法治的憧憬，他们坚信人的理性能够全面地理解和制定法律，从而构建一个包罗万象的法律体系。但现实中的案例却揭示，这种理想化的法律体系难以实现。以波拉德诉特纳案为例，法官在处理“脚踏车”是否属于“轻便送货车”的问题上感到困惑，这凸显了法律在适应社会新变化方面的局限性。

面对这一挑战，学者们开始探索新的法治思路。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不断修改法律的观点，庞德和德沃金则提出了原则式法治。然而，这些方法也并非完美无缺，法律原则和目的的不明确性使得法律难以适用和预测。这一现象使得人们认识到，法治并非追求完美无缺的法律体系，而是在规则、原则和目的之间寻求平衡，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在现代西方社会，法治的追求及其复杂性愈发明显。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拉图再到霍布斯，法治被视为对政府权力约束的理想方式。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发现完美无缺的法律体系难以实现，需要法律具备一定的柔性机制以适应社会变化。这使得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变得复杂，既要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又要面对人的因素对法律实施的影响。

因此，对法治的认识需要保持警惕。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法律思想的多样性和相互斗争，这是西方法律思想不断演化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我们要意识到法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进行调整和改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法治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实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西方法律思想：传说与学说（增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