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学院及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曾赴美担任访问学者。他在法学领域成果丰硕，出版多部法学著作如《法律是什么》、《西窗法雨》等，并在《南方周末》、《法制日报》等媒体开设法学专栏。刘星致力于法学研究与实践，对法律思想与观念有深刻见解。

法学到底如何实践？本书即讨论这个问题，且更多地侧重于中国的背景，同时，还包含了更广阔的理论期待，即怎样看待广义的法学职业者的学术努力、怎样认识他们的职业产出，以及他们的知识究竟是以什么方式存在于社会。对法学而言，随着全球化尤其是语言交流的便捷，中国背景和世界背景之间的界线越来越不清晰，故而更广阔的理论期待也更具有合法性。

刘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在美国做过访问学者。出版《法律是什么》《西窗法雨》《中国法律思想：故事与观念》《西方法律思想：传说与学说》《法律的隐喻》《法学实践》等法学著作多部，发表论文若干，在《南方周末》《法制日报》《文汇报》等辟有法学随笔专栏。

这本书是在十年前形成的，但内容依然不过时，对未来十年仍具有意义。书中探讨了法学知识如何在中国背景下实践，并期待更广泛的理论探讨。全球化使得中国与世界的法学界线模糊，理论探讨因此更具合法性。书中还纠正了讹误，修改了细节内容，感谢刘峰先生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



增订版序

法律知识在理论与实践中的表现各有侧重。在理论层面，法律知识主要源自学术研究，强调客观和中立，旨在指导实践。而实践中，法律知识更注重现实操作，具有实践立场和目的。以“莫兆军案”为例，法院在判决中运用法律知识来支持自身观点，对抗公诉方指控，显示出实践中的法律知识并非中立，而是存在争议和立场。

法学研究者面对实践问题时，其知识路向与实践立场、目的紧密相连。法律理论在理论层面呈现可辩性，需在反思和对抗中证明其正当性。在法律实践中，理论成为支持实践观点、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具体理由。法律实践者将理论思考转化为实践活动中的知识依据，运用理论化的法律知识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法学工作者的理论思考是法律实践者理论思考的深化，法学知识是法律实践者法律知识的深层自我。

从历史角度看，法学工作者的理论操作是现实中法律实践者的法律说理在学术话语中的延续。法律知识既具有具体性，也具有普适性，但并非普适真理性的、本质的。理论中的法律知识实际上是广义的实践中的法律知识，是一种规范化、立场化的知识主张。

这段内容强调了法律知识的平等性和竞争性，并警示了权威法律知识可能吞噬其他知识的现象。同时，提出法学知识的生产者应意识到自己的学术操作实际上是对法律实践的参与，并强调了法学学者的实践主体性。此外，还讨论了法学知识的全球意义、迁移机制、社会政治问题以及“现代性”意识形态对法学知识的影响。最后，提出了法学家与法律家的角色融合问题，以及法学知识的社会定位。

导论 法学知识的“实践性”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法学界致力于将法学知识科学化，追求客观、准确、反映规律等科学特性。然而，这一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界定法律现象、历史认识差异、证据的有限性与真实性等问题构成了挑战。同时，法学研究受到外部条件如资源成本、学术范式以及研究者自身观念的限制，使得法学知识难以成为普遍、客观的知识。

法学研究者在阅读、观察和思考时，受到已有知识的“前见”影响，这限制了他们的思路和判断。文章分析了“科学式”共时性法学的困境，指出其难以确定法律现象的标准，以及如何捕捉和归纳法律对象。此外，还探讨了法律实践中的“理论”与法学理论中的“理论”的异同，强调法学理论是法律实践的深度阐述。

法律实践中的“法律”概念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使用在不同语境中具有探讨性，对法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法学知识并非普遍科学化，而是历史语境化的，与社会法律实践紧密相连。其生产与运用受到历史背景、价值判断和认知判断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能简单地视为“科学”或“真理”。

因此，法学知识的构建应融入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社会法律实践，积极参与其中，而非孤立追求所谓的“客观中立”。作者强调，法学知识应关注实践参与性，警惕理论霸权，实现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

第一章 法学“科学主义”在中国——法学知识如何成为法律实践的组成部分

民国时期，法理知识的产生主要依赖三种方式：深入特定地域的法律实践、运用常识理论资源以及融合古今中外的学说。学者们通过分析案例，推导法理观点，强调独立生产能力。张志让、江镇三等人从案例出发，逐步形成法理观点；吴经熊、张君劢等则运用常识理论，证明法理知识的普适性；李晋等人则结合古今中外学说，进行法理推论。

这些方法打破了中外二元对立的预设，强调法律实践的日常场景，展现了民国时期法理知识的全球意义。学者们超越地方性文化，寻求普遍适用的法理知识，并展现出“世界学术成员”的姿态，通过参考国内外法学文献、关注次要人物和文本、精通法律理论和具体知识，推动法理知识的全球化。

民国学者不仅精通法理学一般理论，还深入部门法具体知识。张志让、黄右昌等学者在理论层面有所建树，同时涉及宪法、刑法、民法等多个具体领域。他们在法律教育中也展现了类似特点，如张志让教授外国法课程，黄右昌教授继承法、亲属法、物权法等。此外，民国学者还积极参与法律实践，如黄右昌曾任南京立法院委员、大法官，吴经熊曾任上海特区法院法官、南京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等。

这些经历使得他们的法理知识生产更具实践性和全球视野。民国时期丰富的法学著述、自由的学术出版环境、外语的运用以及与外国学者的交流，共同推动了法理知识生产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并非简单地模仿外国，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出符合自身特点的法学发展道路。

在探讨近现代民族国家法理知识生产时，需要超越“本国/外国、本民族/他民族”的二元对立，关注法律行动者的视角。这种视角强调法律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作用，而非仅从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角度来分析。通过法律行动者的视角，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法律机制，并揭示法理知识生产与微观法律活动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这一视角对于理解民国以及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法理知识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章 法学的“全球意义”——从民国时期三种法理知识的生产看

中国法学界在引进和解读西方法学理论方面，主要依赖翻译、思想评介、学者交流和原文展现四种方式。然而，这些方式因语言障碍、时间和空间限制等因素而存在局限性。特别是思想评介这一方式，在介绍和建构西方法学理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但也存在偏差和权力关系问题。

中国学者在评介西方法学理论时，常陷入西方学术权力的主观断定和权威导引，容易受到“教科书式”知识背景的限制，导致对西方理论的理解不够深入。为此，中国法学需要积极展开思考和实践活动，拓宽思路，推动知识背景的变化，以促进西方法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法学应关注法律实践，反思自身知识背景，实现西方法学理论的真正“中国进入”。同时，要避免过度依赖西方法学理论，也要避免忽视。西方法学的直接引入可能对中国法学产生微小影响，但中国法学自身的问题和需求才是推动其发展的关键。

为此，中国法学应主动探索，形成自己的问题和理论，以对话而非评介的方式，让西方法学理论真正融入中国法学知识体系。这不仅能拓宽中国法学的研究资源和视角，还能为中国法学提供新的研究思路。通过这种对话，中国法学将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西方法学理论，实现中西法学理论的交融与共生。

第三章 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表达”——话语如何迁移

法律移植的历史研究及问题分析

法律移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传统的历史主义法律移植话语多从历史角度分析其成功或失败，但这种方法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作者提出，研究法律移植应从法律问题的角度出发，将其视为广义立法活动的一种表现方式。社会共识的构建对法律移植至关重要，这是讨论法律移植的真正语境。

法律移植并非简单的制度复制，而是与本土法律变革、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的过程。它以“先进域外制度”为掩护，实质上反映了对本土法律变革的价值追求。法律移植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成功与否取决于多种因素。

在法律移植过程中，精英阶层通过法律移植来表达自己的领导权，推动社会共识的建立。然而，大多数民众对法律移植的关注较为松散，更多是从自身利益出发，间接地对法律移植作出反应。社会共识的建立应以现实利益交换为基础，并关注物质化、制度化的条件。

法律移植的讨论不应仅仅关注条件是否具备，更要着重于社会共识的建构。在这个过程中，精英和民众之间的互动、对话以及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法律移植的正当性需要通过政治化的交往对话来证明。

法律移植与广义立法运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其实质与广义立法是同一的。法律移植的实质与广义立法是同一的，这一观点强调了法律移植的重要性。

法律移植过程中，精英和民众的互动与关系至关重要。精英阶层通过法律移植来表达自己的领导权，推动社会共识的建立。然而，大多数民众对法律移植的关注较为松散，更多是从自身利益出发，间接地对法律移植作出反应。

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建立社会共识，推动法律移植的正当性，是解决法律移植问题的关键。社会共识的构建应以现实利益交换为基础，并关注物质化、制度化的条件。法律移植的讨论不应仅仅关注条件是否具备，更要着重于社会共识的建构。

法律移植的实质与广义立法是同一的，这一观点强调了法律移植的重要性。法律移植并非简单的制度复制，而是与本土法律变革、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的过程。法律移植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成功与否取决于多种因素。

在法律移植过程中，精英和民众的互动与关系至关重要。精英阶层通过法律移植来表达自己的领导权，推动社会共识的建立。然而，大多数民众对法律移植的关注较为松散，更多是从自身利益出发，间接地对法律移植作出反应。

法律移植的正当性需要通过政治化的交往对话来证明。法律移植的讨论不应仅仅关注条件是否具备，更要着重于社会共识的建构。在这个过程中，精英和民众之间的互动、对话以及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法律移植的历史研究及其所面临的问题，需要我们从法律问题的角度来研究，强调社会共识的构建，关注精英和民众的互动与关系，以及法律移植与广义立法运动之间的关系。

第四章 重新理解法律移植——从“历史”到“当下”

法律移植话语的分析，深入探讨了其历史主义问题，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探讨。通过“从法律看历史”的视角，可以更清晰地展现法律移植与立法实践的关系，以及其背后的立法斗争实质。争论的核心在于“应如何立法”以及“如何利用法律移植话语”的规范问题。

在现代法治中，法律规则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法律不仅是立法的延伸，也反映了人们对规则的共同理解。但法律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它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权力的分立制约和司法独立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们不仅是政治价值，也是一种权力重新配置的政治功能。

然而，现代法治也存在问题，如对地缘环境的忽视、权力把持和意识形态的推广等。因此，我们需要对现代法治进行反思，重新思考其语境意义和背后利益价值。

法律移植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立法和如何利用法律移植话语。这要求我们在理解和支持法律职业主流观念的同时，揭露问题的另一面，以促进现代化和现代法治的有益健康发展。

在现代法治中，法律规则反映了人们对规则的共同理解，但法律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法律的意义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在探讨法律移植问题时，我们需要关注法律规则的变化，以及其背后的立法斗争实质。

权力的分立制约和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是政治价值，也是一种权力重新配置的政治功能。然而，现代法治也存在问题，如对地缘环境的忽视、权力把持和意识形态的推广等。因此，我们需要对现代法治进行反思，重新思考其语境意义和背后利益价值。

在理解和支持法律职业主流观念的同时，我们需要揭露问题的另一面。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法律移植与立法实践的关系，以及其背后的立法斗争实质。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促进现代化和现代法治的有益健康发展。

第五章 现代性观念与现代法治——一个诊断分析

文章探讨了法律发展的复杂性与持续性，指出人们普遍持有法律直线前进、不断完善的观点。作者提出，这种对至善至美的公正的追求，以及类比推理的心理机制，导致法律日益复杂，同时带来巨大成本。通过对《简约法律的力量》一书的分析，文章强调了法律简约的重要性，并指出法律复杂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简约法律的力量》一书从反思复杂法律体系入手，强调简约法律的学术和实践价值。书中指出，过于复杂的法律规则虽然能解决具体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高昂的成本和复杂的激励问题。作者通过实例说明，简约法律并非简单，而是在成本和激励之间寻求平衡。例如，针对一块木材与雕像的归属问题，作者提出了一种既能尊重双方善意投入，又能降低成本的解决方案。此外，书中还分析了路人被砸伤的案例，探讨了不同判决方式对成本和激励的影响。

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法律复杂化背后的经济成本问题，认为这种成本支出缺乏正当性，并呼吁反思法律发展的方向。法律简约不仅有助于降低成本，还能提高效率，实现法律的目的和价值。在法律实践中，寻求简约与效率的平衡至关重要。例如，在处理具体案例时，可以借鉴简约法律的理念，以最低的成本解决争议，同时确保公平正义。

总之，文章强调了法律简约的重要性，认为它有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实现法律的目的和价值。在反思法律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关注法律复杂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寻求简约与效率的平衡，为构建更加完善的法律体系贡献力量。

第六章 简约的法律——一种法学观点的实践表达

《送法下乡》一书深入探讨了法律知识与法律实践的关系。作者指出，现代法治的宣扬背后隐藏着法律职业利益的“占有”甚至“压迫”，因此对现代法治的宣扬需要保持政治学警觉。在具体法律制度语境中，法律知识的政治选择不可避免，需要不断反省。

书中以《送法下乡》为例，分析了法学理论与现实法律生活的关系，强调了对基层司法制度的研究重要性。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的运作及其中“故事”为法学研究提供了新激励。作者认为，研究基层司法制度，有助于法学研究、思考。

书中，作者转换角色，从法学家到法律家，再到法学家，将法律研究与法学研究相结合，展现理论的力量。作者强调，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知识并非截然分开，在一定意义上相互关联。

在《送法下乡》中，作者试图打破“无形立法者的权威”，深入理解法律实践中的知识。通过具体的法律案例，作者探讨了法学研究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关系，认为法学研究不应脱离实际，而应关注基层司法制度的现实问题。

此外，作者还指出，研究基层司法制度有助于拓展“科学主义”的实证法学思考的学术策略。作者以更精细、生动、富有智慧的方式，挑战了普遍的法学对象，为法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法学实践（增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