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1963年生，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并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他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著有《经典里的中国》《故事照亮未来》《我想遇见你的人生》等多部作品，以其深入浅出的文风和独特的视角，深受读者喜爱。

本书是一部深入浅出、全方位解析海明威作品的长篇导读。杨照以其擅长的“历史学读法”与“文学式读法”抽丝剥茧，揭开海明威文字下潜藏的巨大冰山，破解其简明到极致的美学风格密码，阐发《老人与海》中所传达的高贵人格价值。附录的《老人与海》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的经典名作，以老人与大鱼搏斗的故事为核心，将极简的场景凝缩为人类孤处绝境的隐喻，刻写出沉勇坚毅的抗争之魂。

杨照，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1963年生，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著有《经典里的中国》《故事照亮未来》《我想遇见你的人生》等。

海明威如何以自然现象命名，给自己取名为“Three Mountains”，并模仿印第安人的命名习惯。他的小说《在我们的时代里》以尼克在印第安部落的故事开头，展现了印第安文化对他的影响。通过尼克父亲在部落救助难产妇女的故事，揭示了生命的脆弱和死亡的普遍。海明威的对话简洁有力，尤其以关于死亡的对话引人深思。他的作品和人生都充满了挑战和对抗，他热爱打猎、钓鱼等活动，并认为没有挑战的生命不值得过。他厌恶纽约的平庸和缺乏挑战，对生命的理解充满了力量和激情。



美国女作家莉莉安·罗斯对海明威的报道，虽然看似平淡，却引发了争议。她以“琐碎记录”的方式描绘了海明威在纽约的两天，这引起了人们对她是否有恶意的猜测。然而，海明威本人并没有因此生气，反而与她保持通信。文章还通过海明威对波德莱尔和兰波的棒球比喻，展示了他的文学理解和创作手法。海明威不仅热爱文学，还对拳击、棒球等运动有着深厚的兴趣，这些爱好也影响了他的写作风格。



海明威对文学大师的崇敬之情，他以拳击比赛为比喻，将写作视为一场场保卫头衔的战斗。他先后挑战并超越了屠格涅夫、莫泊桑、司汤达等大师，却对托尔斯泰心怀敬畏，认为他无法超越。海明威对质疑莎士比亚作品真伪的人表示不满，强调重要的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他之前已经存在，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他认为自己需要不断努力，才能在写作的世界中保持竞争力。



海明威成长时期，正是美国拳击的黄金年代，拳击的热度甚至超过了棒球。那个时代，拳王如吉恩·滕尼和杰克·登普西一样，拥有极高的声望，吸引着各界名流和广大观众的关注。滕尼挑战登普西的比赛成为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盛事，吸引了大量名流和富豪，滕尼凭借巧妙的战术和良好的体能状态，最终赢得了拳王宝座。这场比赛也成为了拳击历史上的经典之战。



滕尼和登普西在1927年芝加哥的重逢，这场拳王对决吸引了众多观众。尽管滕尼积分高，但观众期待的是真正的胜利者。比赛中，滕尼凭借点数领先，而登普西在第七回合击倒滕尼，但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没有遵守新规定退到绳边，给了滕尼站起来的机会。最终，滕尼凭借这多出的几秒钟，稳稳获胜。这场对决让滕尼赚得巨款，也为他后来的文学和艺术活动奠定了基础。



海明威与拳击手们的交往，包括他欣赏的杰克·布里顿和本尼·伦纳德。杰克·布里顿以其灵巧快速的打拳风格著称，而本尼·伦纳德则被誉为将拳击转变为艺术的拳手。海明威曾向杰克·布里顿请教如何对付本尼·伦纳德，得到的答案是本尼·伦纳德的纯粹与精准。海明威将这段经历写入小说，但被朋友菲茨杰拉德建议删除，因为菲茨杰拉德认为小说中不应出现众所周知的事情。尽管如此，这段话仍深深印在海明威心中，他以此比喻自己的写作态度，不断出拳，追求完美。



海明威和福克纳这两位美国作家的不同风格和生命经验。海明威欣赏直接面对挑战的战争体验，并在其作品中描绘当下的战争英雄主义，而福克纳则关注战争留下的记忆和悲剧，他的小说常常交织着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交错，充满了鬼魂和记忆的元素。两人的叙述口气和关心焦点因此大相径庭。



海明威独特的文学技法，他的语言简单却有力，以《战地春梦》为例，展示了他如何运用简单词汇和句法创造出独特的韵律和节奏。通过对比英文原文和中文翻译，指出中文翻译在传达原作节奏和氛围上的不足。进一步分析了海明威如何打破文法秩序，以音乐性和声音的秩序代替，从而营造出混乱中的现场感和流畅感。海明威还借鉴了巴赫的音乐理论，强调每一个“the”、“and”和“then”都经过精心设计，赋予了文字音乐性。



《战地春梦》小说中主角未能履行承诺去拜访神父家的情节。主角解释自己违背诺言的原因，描述了他对未去阿布鲁奇的向往，以及他在咖啡馆里消磨时光，醉生梦死的生活。这种混乱的生活让他无法专注于原本的计划，而中文翻译未能准确传达出这种混乱与迷茫。海明威的文字试图传达一种难以言喻的混乱感，让人产生共鸣，而非理性解释。这种沟通方式通过共感而非理解，使读者能够体会到主角的内心世界。



海明威和福克纳两位小说家的影响和风格。福克纳的作品让读者感到小说的复杂和艰难，而海明威则让读者觉得小说简单易学。海明威的文字简洁有力，却难以模仿，他的拳击想象和好斗精神是模仿者难以复制的。同时，文中也提到了村上春树，他的小说看似简单，实则充满了深意和符号。



海明威的写作过程，他快速成文后，通过重读和删减来打磨作品。他偏好男性阳刚的美学，认为真正的男人应真实不装模作样。他厌恶虚张声势，如棒球中的变化球，认为那违背了他的美学。他修改时删减多余装饰，追求简洁，甚至用短句和简单的语法结构来构建文章。海明威的文字，看似平淡，实则充满深刻的内在情感，鼓励读者通过想象填补文字背后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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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的写作风格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风险。海明威的作品常常因过于简练而让读者难以理解，他删减过多细节导致情节支离破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则故意制造神秘感，要求读者投入精力去解读。海明威在另一部作品《渡河入林》中过多感性描写，被自己批评为“太像歌剧”，认为缺乏真实性。尽管海明威的小说中也有感性的成分，但他反对并否认这种风格。



斯泰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面对疾病与死亡的降临，她的思考不再围绕寻找答案，而是对问题本身产生质疑。这反映出现代主义的核心思想：在启蒙时代之后，人们不再理所当然地追寻答案，而是开始反思问题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现代主义挑战了传统价值观，认为问题本身比答案更为重要，强调在探寻答案之前，首先要审视问题的合理性。这种对问题本质的追问，标志着现代主义与传统观念的断裂。



格特鲁德·斯泰因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先锋的生平和创作，从她在拉德克利夫学院受到心理学教授威廉·詹姆斯的影响，到她在巴黎与艺术家们的交往，再到她的作品《美国人的形成》的难读之处和其文学史意义。文章通过讲述斯泰因如何挑战传统叙述，揭示了现代主义文学对传统叙述惯性的反叛和对思想感受真实性的追求。



斯泰因在小说中试图打破传统叙述方式，还原未经整理的非叙述。她通过对照传统叙述，展现了非叙述的庞大和力量。小说中，叙述与喃喃自语交织，充满了作者对“说”的犹豫和自我怀疑。斯泰因通过复杂的语言和重复的句式，揭示了语言现象的复杂性，强调未经整理的内心语言的真实性。她的作品展示了简洁叙述的局限性，并启发读者探索内心沉默的语言世界。



斯泰因如何受到心理学研究和视觉艺术革命的影响，她参与立体主义的讨论并给予鼓励。立体主义画作看似混乱，实则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传递着复杂的感受。斯泰因认为，立体主义和现代艺术的最大成就在于同时承载不同内容，传递相反感受。作品不再是单一意义的承载者，而是像源泉般不断涌动，为不同观众带来不同体验。



斯泰因在巴黎成为现代主义中心，吸引了众多美国年轻人，称他们为“迷惘的一代”。海明威和庞德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从斯泰因那里接触现代主义，但海明威因战争经历而对其艺术理念产生质疑。海明威曾在战争中担任救护车驾驶员，经历了炮火和生死考验，这让他对斯泰因等人的艺术探讨感到不耐烦。他坚信自己的战争经历赋予了他在艺术创作上的独特视角。



海明威基于自己一战经历创作的《战地春梦》，讲述了他与一位美丽护士的初恋故事。战争让他深刻体会到生死和爱情的残酷，十年后仍无法忘怀。一战也被描绘成一场荒唐的战争，武器技术的发展和战争的原因都显得荒谬。海明威和斯泰因都生活在反思战争的思潮环境中，但他们对于战争的理解和态度存在分歧。



海明威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影响了他的写作风格。他经历了战争的残酷，目睹了死亡的真实面目，从而领悟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常。这些体验让他创作出了《战地春梦》这样的作品，试图从荒谬的战争中寻找意义。海明威运用“冰山理论”来写作，通过暗示而非直接呈现，让读者自己去挖掘深层含义。他的作品看似轻松易读，实则蕴含着深刻的现代主义思想。



《战地春梦》中叙述者冷静、无所谓的态度背后，是战争带来的生命悲剧的反射。这种态度源于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无奈，使得叙述者对周围发生的事不再感到惊讶。这种“硬汉”态度影响了后来的侦探小说和好莱坞电影，让人们思考遭遇和力量如何塑造一个人。海明威的“硬汉”态度起点就在此书，其中既有甜蜜也有苦涩，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命的苦难。



戴夫·布鲁贝克和奇克·科里亚这两位爵士乐大师，虽然他们年事已高，但仍在音乐界活跃。这让我意识到，我们熟悉的世界正在逐渐消失。我深感，像海明威和戴夫·布鲁贝克这样的文化符号，可能会比我们更早地消失。这个世界依赖于我们的记忆，一旦记忆消失，这个世界也将不复存在。同时，文章也探讨了十九世纪欧洲的“情感革命”，以及中国人试图追赶西方情感模式的大变革。



中国现代史中“救国与启蒙的二重奏”这一主题，探讨了救国派与启蒙派之间的矛盾与争论。救国派主张先救国，启蒙派则强调启蒙的重要性。徐志摩和胡适等人则跨越了这一界限，他们不仅推动了知识革命，还推动了情感革命，引领着人们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尽管他们在当时被视为另类，但他们的思想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以及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在婚礼上的训斥。梁启超认为婚姻是严肃的大事，不应视为儿戏，他严厉地批评了新人的不道德行为，并希望他们能悔过自新。此外，文章还探讨了梁启超与徐志摩在对待爱情和情感问题上的差异，以及鲁迅通过作品对死亡的看法，他认为死亡应该有庄严和悲哀，而非轻佻和庸俗。



西方文明对死亡的看法如何随着上帝观念的变化而转变。在基督教传统下，死亡被视作生命的转车月台，人死后会去天堂、炼狱或地狱。但随着启蒙运动，上帝的权威受到质疑，人们对死亡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失去上帝后，死亡不再有去处，变成了一种无法接受的终结，这让人们感到极度不安，缺乏心理上的准备去面对。



人们面对死亡时对生命意义的思考，特别是在没有宗教信仰的情况下。文章探讨了从19世纪哲学到现代主义的发展，以及人们如何重新定义“死后之生”。文章强调了中国古代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如“立德、立功、立言”，以及家族传承和记忆的重要性。通过墓志铭、家谱等方式，中国人的生命意义得以在后世延续，这与西方文明对“死后之生”的看法形成鲜明对比。



十九世纪西方人关注如何在有限的人生中找到意义，以及死后如何被记住。以歌德的《浮士德》为例，说明了人们更偏爱第一册中关于现实生活的描述，而非下册的救赎主题。同时，人们对死亡的看法也影响了生活的态度，例如狄更斯的《双城记》和雨果的《悲惨世界》等作品，通过戏剧性的死亡场景来展现人生意义。此外，社会对逝者的记忆方式也受到关注，鲁迅的《药》反映了这种社会现象。



十九世纪欧洲对死亡观念的转变，从护教而死的烈士到追求“比我自己个人生命更大的死亡”，人们开始寻求生命的意义。烈士不再是单纯的为了宗教而献身，而是为了让生命在世上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同时，死亡也被重新定义，从生命的终点变成了生命的前提，人们开始思考如何面对死亡，并从死亡中寻找生命的意义。



人们面对死亡的复杂情感，从传统观念中的恐惧和束缚，到现代对死亡的接受和重新认识。死亡不再只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激发了人们对生命价值的反思和对珍惜当下的追求。通过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例子，展示了死亡带来的非日常自由和特殊感动。然而，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死亡的疏远和逃避，使得死亡失去了戏剧性和亲切感。海明威通过描写战争中的死亡，表达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死亡的深刻理解。他的作品强调了在死亡的威胁下，人们才能真正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战地春梦》的故事，讲述了叙述者在战场上经历了生死考验，与护士凯瑟琳相识相爱。然而，战争带来的死亡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们，凯瑟琳的未婚夫去世，亨利的生命也岌岌可危。小说揭示了战争的残酷，以及死亡对人物心理的影响，揭示了爱情的复杂性和无奈。同时，对海明威的写作手法进行了分析，认为他描绘的女性角色并非简单顺从，而是承受着巨大的伤痛。



海明威如何通过《战地春梦》描绘战争情境下的极端反应，以及通过压抑手法来凸显非常情感。小说中，主人公亨利在战争中的经历从天真到绝望，而他的爱情也在战争背景下变得复杂。同时，文章也提到了村上春树的作品，如《挪威的森林》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指出其受海明威影响，以及如何通过冷静的叙述方式表达人物在极端情境下的心理变化。



费孝通在《初访美国》中对中美文化差异的观察。他通过对比发现，美国人在高兴时可以尽情流露，而在悲痛时则需忍泪，而中国人则相反。费孝通认为这种差异源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区别，以及社会对个人情感的表达和占有观念的不同。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缺乏真挚的爱情，因为婚姻往往基于利益，而非情感。



费孝通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经历，他发现自己的研究室挂的是他启蒙老师罗伯特·帕克的名字，却主动要求不换名牌，因为他将这视为一种传承的象征。随后，他通过自己的童年经历和对美国文化的观察，探讨了中美两国对传统的不同态度，他认为中国文化中的“鬼”是一种对传统的敬畏和美感的体现，而美国社会则缺少这种传统意识。通过这些思考，费孝通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赞美。



费孝通对美国社会的观察，他认为美国社会没有鬼，是因为人与人、人与地的联系不紧密，人们流动性大，一旦去世，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就断了。他还通过一些例子，如年轻女孩与父亲的关系、白发老教授与儿子的关系等，来阐述他的观点。此外，他还分析了美国南北方的差异，南方社会纽带紧密，而北方更注重个人成就，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证明自己，这导致了一种不断奋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文化。



费孝通在美国的观察，他发现中国和美国在对待老年的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中国，人们依赖父兄，将老年视为掌管土地和地位的机会；而在美国，人们更看重个人成就，老年反而成为挑战。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以孤独老人圣地亚哥为中心，通过他与大海和大鱼的对抗，探讨了孤独和衰老的主题。小说中几乎没有其他角色，老人的内心独白成为了贯穿全文的主线。海明威巧妙地将孤独与对决结合，让这部小说充满力量。



圣地亚哥老人与一条大马林鱼的激烈对抗。面对远超自身能力的对手，老人展现出坚韧不拔的斗志。这场搏斗不仅是力量上的较量，更是老人意志的考验。在漫长的对决中，圣地亚哥逐渐将对手视为一种挑战，一种象征，而非单纯的猎物。他不再惧怕死亡，而是坚持到底，与鱼建立起特殊的关系。



《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孤独的生活状态，他身边没有亲人，只有一个小男孩陪伴，但小男孩的父母并不希望他与圣地亚哥走得太近。在海上，他与一条大马林鱼搏斗了二十几个小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让他与大马林鱼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认为这是他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然而，在胜利的喜悦过后，他又陷入了孤独和悲哀之中。他意识到，与大马林鱼的对抗，虽然给了他生命意义，但也带来了另一种孤独。他陷入了两难，要么放弃与大马林鱼的对抗，失去与大鱼的联结，要么坚持对抗，直至被鱼害死。这种对抗，使他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和高贵，但同时也让他陷入了无尽的孤独。



现代主义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差异，强调现代小说的内在性，深入挖掘人物内心世界。通过分析《老人与海》中的主角圣地亚哥，展现了人物在简单外表下深刻的自我反思。文章探讨了圣地亚哥与大海的关系，以及他对“罪”的思考，揭示了人类情感的复杂性。同时，文章还揭示了大海与女性的相似之处，以及男性与女性的差异。



圣地亚哥在面对艰难困苦时，坚信生命的价值在于被摧毁但不能被打败。他区分了“被摧毁”与“被打败”，强调在光明磊落的对决中失败是可接受的，而在对决之外被迫放弃则是不可接受的。小说中，圣地亚哥通过与鲨鱼的斗争，展现了这种精神，即使面对挫折和痛苦，他也不愿放弃。海明威通过圣地亚哥的故事，揭示了人生的不公和宿命，同时探讨了虚构和小说在人们面对现实困境时的作用。



《老人与海》中老人在捕鱼过程中的希望与绝望的交替。他在海上经历了长时间的等待和艰辛的斗争，虽然最终钓到了大马林鱼，却遭受了鲨鱼的攻击，失去了捕鱼工具，陷入了绝望。然而，老人依然坚持，甚至有了用鱼叉对抗鲨鱼的念头，这给他在绝望中带来了温暖。尽管老人的胜利无法带来实质性的收获，但他的坚持和勇气得到了周围人的认可，这让他感到安慰。通过老人的故事，我们反思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19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参议员麦卡锡宣称有共产党间谍潜伏在政府机构，引发社会恐慌和“白色恐怖”。同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军介入，战争局势一度紧张。麦克阿瑟与杜鲁门总统意见不合，最终导致麦克阿瑟被解职。这段历史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的政治动荡和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



朝鲜战争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导致人们对核武器和苏联的恐惧加剧，麦卡锡主义随之兴起，对同情共产党的人士进行迫害。电影《晚安，好运》记录了爱德华·默罗通过电视节目揭露麦卡锡主义的做法，促使社会反思，最终加速了麦卡锡的衰落。



麦卡锡时代美国社会的恐慌与不信任，以及联邦调查局（FBI）在约翰·埃德加·胡佛领导下的权力膨胀。胡佛长期掌控FBI，不受任期限制，甚至能操控总统。他利用FBI的强大调查权，掌握了众多名人的秘密，包括总统。肯尼迪遇刺案中，胡佛的作用引发了持续猜测与争议。胡佛成为那个时代体制中的权力黑手。



海明威在麦卡锡主义肆虐时期成为国民公敌的遭遇，FBI对他的严密监视和档案记录。海明威因与古巴的关系和情报活动，被视为美国敌人。他身体状况恶化，加上对FBI的监视感到焦虑，最终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接受了电击治疗。这些经历严重影响了他的精神状态，最终导致他生命的终结。



玛丽·海明威的自杀之谜，人们从客观资料上看，更倾向于认为是自杀，而非意外。海明威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偶像，其作品销量持续惊人。他的死具有双重象征意义：一方面是不服从的象征，另一方面是生命内在的懦弱与脆弱。读者可以从他的作品中读到不同的海明威，但都能从中找到与自己生命相关的强烈讯息。



对决人生：解读海明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