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林荣，生于1977年，籍贯甘肃秦安，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目前居住在甘肃省天水市，已出版多部作品，包括"微观鲁迅"系列（如《鲁迅草木谱》、《鲁迅的饭局》、《鲁迅的封面》和《鲁迅的门牌号》）、随笔集《阅人记》与《处事记》，以及长篇历史小说《疏勒》。其中，《鲁迅草木谱》在2020年荣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颁发的文艺类优秀出版物奖，并被选入百道网当年的好书榜，显示了其作品的高质量和影响力。

<p>本书以时间为顺序，详细记述了鲁迅自1912年来到北京至1936年在上海去世的24年里所参加的重要饭局。深挖并撷取史料中相关部分，梳理鲁迅整个生活概况、创作心理、文人交往等，勾勒出鲁迅在文学史之外，更为真实更为立体丰满的文人形象。同时以鲁迅为原点，辐射当时的文学大家甚至文学事件，为读者展现了身临其境般的民国生活现场。</p>
    <p>薛林荣，1977年生，甘肃秦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甘肃天水。著有“微观鲁迅”系列（包括《鲁迅草木谱》《鲁迅的饭局》《鲁迅的封面》《鲁迅的门牌号》），随笔集《阅人记》《处事记》，长篇历史小说《疏勒》等。《鲁迅草木谱》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20年度文艺类优秀出版物奖、入选百道网2020年度好书榜。</p>

1933年4月，鲁迅邀请姚克和上海文化界名人，在福建路知味观杭菜馆共进晚餐的请柬。这份请柬原件现收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饭局旨在帮助姚克结识文化界朋友，当天共有十二人出席。



鲁迅致姚克的请柬（代序）

鲁迅在北京期间的餐饮足迹，他记录了65家餐馆的字号，涵盖了从切面铺到大饭庄子的不同等级，反映了当时市民生活和商业状况。鲁迅对美食有独到见解，如在同和居偏爱绍兴口味的炸虾球和烤馒头。他还偶尔光顾“八大楼”之一的东兴楼，品尝酱爆鸡丁等菜品。这些记录为后人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民国北京餐饮图景。



一个人的餐桌——民国北京美食地图

鲁迅在北京生活期间常去的饭馆广和居，他在这里吃饭的次数多达68次。广和居以其清淡的口味和擅长的南味菜品吸引着鲁迅，尤其是对于远离家乡的他来说，这里的食物可能唤起了他对江南风味的记忆。饭馆还提供外卖服务，满足了鲁迅偶尔在家宴客的需求。尽管广和居环境一般，但其舒适的氛围和地道的菜肴深受文人雅士喜爱，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人都曾在此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和居因为与鲁迅的关联而成为了后人追寻历史足迹的重要地点。



夜饮于广和居——“北漂”的厨房

鲁迅与许铭伯的交往，两人因一本关于故乡的书而建立起友谊。鲁迅初到北京时，许铭伯热情接待并给予帮助。他们常在一起饮酒、赠书、交谈和出游，关系亲密且互相尊重。鲁迅在绍兴会馆居住期间，尽管环境嘈杂，但与许氏兄弟的深厚友情为他的生活增添了温暖和乐趣。这段时期也被认为是鲁迅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然而，1921年，许铭伯突然病逝，给鲁迅留下了深深的怀念。



三饯许铭伯——绍兴会馆中的同乡之谊

鲁迅早年因父亲的不良酒风而憎恶喝酒，但后来逐渐接受并沉迷于饮酒，这与他的人生阶段和心理状态变化有关。在北京期间，鲁迅常与朋友在酒馆聚会，甚至因喝酒而影响健康。他的饮酒习惯反映出文人的情趣以及对现实社会的逃避和反抗。尽管鲁迅爱酒，但他并非酗酒，多数时候能控制自己的酒量，只有少数几次记录了醉酒的情况。酒在他的作品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象征着不同的情绪和生活状态。



“醉眼”中的朦胧——鲁迅饮酒考

鲁迅先生的饮食习惯，他偏爱中国酒，尤其是绍兴黄酒。在北京期间，他常去杏花春、颐乡斋等绍兴饭馆品尝家乡菜和老酒。在小说《在酒楼上》中，他描绘了自己在酒楼上的经历，反映出对故乡味道的怀念以及作为漂泊者的孤独感。通过这些细节，展现了鲁迅先生独特的味蕾记忆和他的乡愁。



绍酒越鸡之饭——鲁迅味蕾上的乡愁

鲁迅与零食之间的深厚感情。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养成吃零食的习惯，尤其喜爱羊羹。回国后，他不仅自己享用，还与朋友分享。鲁迅的日记中常有购买和品尝各种零食的记录，如葡萄、梨、月饼等。他还对北京的甜点店如稻香村情有独钟，喜欢购买萨其马等满族点心。鲁迅对于食物的品味和分享的乐趣，展现了他生活中的另一面，与人们印象中战斗姿态的作家形象有所不同。



嗜好零食的周树人——消闲中得养生之益

鲁迅在绍兴会馆时期的孤独生活，他像一柄未出鞘的钝剑，贫穷且隐居。这段时期，鲁迅养了不同寻常的宠物——壁虎，并坚信它们无毒。章衣萍和沈尹默的记述证实了这一趣事，反映了鲁迅鲜为人知的一面。壁虎成了理解鲁迅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蓄积能量的重要符号。



窗余壁虎干饭香——鲁迅的另类宠物

鲁迅的社交活动通过他北京和上海时期家中共餐的人群进行了有趣的研究。在北京单身时，鲁迅常在外蹭饭或与朋友下馆子，但随着生活稳定，如母亲和朱安来京后，留客吃饭成为可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知名人物多与周府有交集，即使在未出名时期，访客也不少。上海定居后，鲁迅家中留饭频繁，甚至会从外面叫餐。其中，徐诗荃、瞿秋白夫妇和萧红夫妇的访问尤其值得注意。鲁迅晚年几乎成为接待主任，常陪客人至深夜，饮食习惯也变得简单。随着健康状况恶化，他的饮食更加注重精细，但食欲却减弱。1936年7月15日，鲁迅逝世前周府的最后一顿家宴为萧红饯行。



留之晚酌——作为文化沙龙的周府

鲁迅对待请客吃饭非常讲究，他认为若请就要让客人吃得好，否则不如不请。在家里亲自下厨招待客人是鲁迅待客的最高礼节。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多次在家宴请朋友的情况，特别是在上海时期。鲁迅在特殊时期如生日、节日或为他人饯行时也会举办家宴。他与许广平的关系通过这些场合得以深化，最终他们在上海共同生活。鲁迅的家宴不仅体现了他的热情好客，也反映了他对待生活的认真态度和对亲朋好友的深厚感情。



要请，就要吃得好——周府治馔

内山书店的创办背景和历程，该书店由内山完造于1917年创立，最初销售基督教福音书，后逐渐增加各类读物，成为鲁迅与日本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内山书店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仅销售书籍，还举办文艺漫谈会，促进了中日文化人士的交流。内山完造以其诚信经营和对文化的尊重，赢得了顾客的信任，并为鲁迅提供了避难和支持。尽管有谣言称内山完造是间谍，但他的友好活动和对鲁迅的帮助证明了他的正直。新中国成立后，内山完造继续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直至逝世。



书店、餐厅和漫谈会——内山书店的多栖角色

20世纪初北京的劝业场，它是当时最时髦的去处，设有各种商店、娱乐设施和剧场。劝业场不仅售卖商品，还承载着民族工商业展示的功能，体现了民众对国货的支持与信心。这里曾举办过教育部的公宴，鲁迅等文人也常在此聚会。文章通过描述劝业场的繁华景象，展现了当时北京的社会文化风貌。



教育部公宴——公务员的官方应酬

鲁迅在上海的最后九年里，频繁光顾各种餐馆，据统计至少有75家之多。他常去的东亚食堂以其价廉物美和便捷的位置受到鲁迅青睐。知味观则是鲁迅举办重要宴请的首选，这里供应地道的杭州菜，包括蒋介石也喜欢的西湖醋鱼。鲁迅甚至会连续两天在知味观设宴招待宾客。此外，鲁迅对河南菜也有深厚喜好，他常去的梁园致美楼以河南菜和宫廷菜为主，特别是扒猴头这道名菜。鲁迅对于食物的品味和他的社交活动紧密相连，这些餐馆见证了他在上海文学界的活跃身影。



沪上美食风景——鲁迅光顾过的上海餐馆

上卷：总部

1912年7月22日在北京陈公猛家举行的一场饭局，这是为蔡元培饯行的聚会，出席者都是原绍兴籍光复会会员、中国同盟会会员。鲁迅与蔡元培在教育改革和北京大学革新上有所交集，但两人思想上存在分歧。尽管如此，蔡元培对鲁迅的提携和支持对鲁迅的人生和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



饯别蔡元培——肴膳皆素

1912年鲁迅在北京度过的一个中秋，当时他与许铭伯、许寿裳一起饮酒赏月，思乡之情油然而生。鲁迅对故乡的思念在他的作品《朝花夕拾》中得以体现，但后来他对故乡的感情变得复杂。在之后的几年里，尤其是在母亲离开故乡后，他的情感发生了变化。尽管如此，中秋期间的传统习俗如食鸭依然被他重视和实践。



中秋招饮——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

1912年9月27日，鲁迅在北京劝业场的小有天与董恂士、钱稻孙、许季黻共饮的经历。小有天是经营福建菜的饭馆，但鲁迅对闽式菜肴并不喜欢。这次聚会是日常交往，并无特定主题，反映出当时浙江籍学人之间的紧密联系。鲁迅在日记中还提到多次在劝业场的小有天与其他教育部同人聚餐的情况。



劝业场之聚——闽肴不甚适口

1913年3月24日在北京厚德福的一场饭局，鲁迅与何燮侯等浙江老乡共聚。何燮侯是北京大学的校长，他在任期间努力整顿校务并引入人才，个人品行也备受赞誉。饭局中的人多为浙江籍，他们谈论家乡的麻溪坝工程，这是萧山和绍兴之间的一场长期水利纠纷。这场饭局反映了学者们对故乡的关心，以及厚德福作为当时知名豫菜馆的历史背景。



乡党同席——略涉麻溪坝事

1914年1月16日在北京醉琼林的一场饭局，鲁迅、周作人等文人参与，商讨了周作人翻译的《炭画》出版事宜。这本书通过文明书局发行，但印制质量不佳。周作人翻译显克微支的作品是出于对改善中国现实的期望，受文学研究会和勃阑兑思的影响。尽管有鲁迅的推动，但由于翻译风格和作者知名度等原因，《炭画》的市场反响并不理想。



顾养吾招饮——促成《炭画》出版

1915年3月8日，鲁迅与陈师曾、钱稻孙、汪书堂在北京益昌饭馆聚餐的情况。益昌是一家西餐馆，环境干净且价格公道。鲁迅和陈师曾是老同学，友谊深厚，常有共同的兴趣活动，如游览古玩市场和交换文物。这次饭局被记载为“同”，意味着大家各自付账，是一次工作餐。文中还穿插了两人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和在教育部共事的片段，展现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和艺术交流。陈师曾虽在艺术界享有盛名，但与鲁迅的关系在陈多次出售拓片给鲁迅后变得疏远。陈师曾去世后，鲁迅对他的评价转为正面，可能是出于对逝者的尊重。



同陈师曾至益昌饭——画是好的，印章也不坏

1915年3月鲁迅与钱稻孙在北京一小店共进晚餐的情景。当时鲁迅是公务员，负责文化、艺术工作，对袁世凯主张的祭孔持反感态度，但作为教育部科长需参与活动。他们两人在餐叙中可能讨论了对袁世凯的看法和祭孔事宜。钱稻孙回忆了袁世凯恢复祭孔的背景和服装特色，以及鲁迅在祭孔仪式中的经历，从1913年到1924年间几乎每年参与。鲁迅在其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些祭祀活动，表达了对袁世凯及其政策的批判。



祭孔归途觅一小店晚餐——为鞠躬之诸公当听差

1915年9月29日，鲁迅在北京同和居参加由其上司高阆仙组织的晚宴，一同出席的还有齐如山、陈孝庄等人。这次聚会可能是为了庆祝高阆仙升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尽管鲁迅在其他上司身上表现出不满，但他与高阆仙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这可能源于高步瀛的学术成就。鲁迅对高步瀛的敬佩超越了上下级关系，甚至在高母生日和退休时送上贺礼。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在当时的工作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



高阆仙招饮同和居——“行不违其所学”的上司

鲁迅为庆祝母亲六十大寿，不仅寄回钱款，还特意从北京赶回绍兴，并邀请平湖调演员演唱，以博母亲欢心。此外，他还出资刊刻佛经《百喻经》，以广结善缘并满足母亲的宗教信仰。这种通过文化活动和精神敬仰来孝顺母亲的方式，在现代作家中实属罕见。



唱平湖调、刊刻佛经为母祝寿——令人欢喜赞叹的孝心

鲁迅在1917年中秋与钱玄同共餐的场景，以及鲁迅对月色的独特描绘。鲁迅不仅是文学家，也无意中记录了丰富的气象现象，展现了其科学精神。他的日记中，月色常被赋予唯美的意象，但在小说中却变得凄清冰冷，反映了不同的创作意图。同时，文中探讨了鲁迅与钱玄同的关系变化，从最初的交往不深到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密切合作，再到后期的疏离，体现了时代和个人思想的影响。尽管两人存在分歧，但他们对学术的尊重和认可，展现了章门弟子间的深厚情谊。



烹鹜沽酒作夕餐——与钱玄同的合与离

1918年鲁迅与刘半农在北京的交往，包括数次聚会和辩论。刘半农是《新青年》的重要作家之一，以其活跃和勇敢著称，他与鲁迅之间的友谊虽有误会，但始终保持深厚。两人曾合作进行文学斗争，如钱玄同与刘半农的双簧戏事件。尽管刘半农被批评为肤浅，但他清澈的思想仍受鲁迅赞赏。随着刘半农留学和两人生活环境的变化，他们的交往变得稀少，但鲁迅对刘半农的才情和人品始终怀有敬意。在刘半农去世后，鲁迅撰文纪念，表达了对朋友深切的怀念和对其贡献的认可。



半农邀饮——爱与憎恶交织不言弃

鲁迅1919年回故乡变卖祖屋接母亲到北京时，族中传叔祖母为其饯行的饭局。这个饭局引发了两个问题：传叔祖母在鲁迅作品中的角色和鲁迅对故乡的态度。传叔祖母是周子传的夫人，衍太太的原型，而鲁迅对她的印象并不好，这反映在他将她塑造成负面形象的衍太太上。鲁迅对故乡的感情复杂，他爱故乡但有所保留，这种矛盾的情感在他的作品中体现为对故乡的回忆与回避。



传叔祖母治馔饯行——故乡的山水渐渐远离了“我”

1920年3月14日，鲁迅在新宅宴请买宅时赠物的同乡同事，共两席十五人。鲁迅设宴以感谢他们赠送物品，这些物品包括椅子、铁制什器、茶等。宴请名单来自教育部同事和朋友，如许铭伯、许寿裳等人。鲁迅推迟答谢的原因包括回老家、过年以及经济拮据。学者的研究可能误解了出席者的情况，因为根据鲁迅的身份，他不太可能邀请地位悬殊的蔡元培校长。宴席由饭庄提供，提前订好，厨师现场烹制。请帖需提前发出，以示礼貌。



午宴买宅时赠物者——周府的堂会

1921年5月鲁迅在北京海甸大醉的背景，当时鲁迅正经历家庭经济压力和生活琐事的困扰。鲁迅对他的两个弟弟情感有偏重，尤其在周作人身上投入更多关怀和支持。鲁迅帮助周作人安排工作、处理疾病，并在经济上给予极大援助。即使在自己艰难时期，鲁迅仍尽力为周作人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体现出深厚的兄弟情谊。



海甸停饮大醉——独撑八道湾的苦闷

1922年除夕夜，鲁迅在北京的家中与孙伏园共度佳节，两人饮酒畅谈，关系亲密。孙伏园是鲁迅的绍兴同乡，曾是鲁迅的学生，后来成为挚友。他们之间的交流深入，甚至使用家乡话以增强亲近感。孙伏园记录了鲁迅的生活细节和创作背景，这些珍贵的信息丰富了对鲁迅的理解。此外，鲁迅与孙伏园的合作在文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孙伏园担任主编的《晨报副刊》发表了鲁迅多篇文章，包括知名的小说《阿Q正传》，这不仅提升了鲁迅的声誉，也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和孙伏园饮酒甚多谈甚久——副刊的起首老店

1923年5月10日在北京八道湾周宅中，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及家人共度的普通晚餐，这是他们关系破裂前最后一次团圆饭。周建人即将返回上海成为这次聚会的唯一原因。尽管那天没有特殊节日或纪念日，但这顿家宴标志着周氏三兄弟关系的终结。此前，他们曾共同经历困苦，留学日本，合作推动新文化运动。然而，家庭矛盾，尤其是与鲁迅嫂子羽太信子的关系恶化，最终导致了1923年7月兄弟间的决裂。此后，他们的生活和文学道路渐行渐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深刻遗憾。



与二弟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周氏三兄弟最后的晚餐

鲁迅在1923年成功购买了西三条胡同的房屋，与友人庆祝。此举主要是为了安慰母亲，因周作人兄弟反目，鲁迅决定搬出八道湾。在砖塔胡同居住期间，鲁迅生活困苦，精神和身体遭受重创。他为给母亲一个安稳的住所，历经艰辛看房、购房和装修。李慎斋作为朋友和助手，多次陪同看房，并在购房和修缮过程中给予极大帮助。西三条胡同的家虽小，但对鲁迅意义重大，他在那里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包括《野草》和《彷徨》等。这段经历反映了鲁迅与母亲深厚的感情以及他人生中的艰难时刻。



立契用饭——安慰母亲的西三条胡同新居

1924年6月鲁迅在北京与孙伏园、王聘卿等人共赴西北大学办事人之宴的经过。鲁迅答应去陕西讲学并寻找创作素材，同时也为散心和解决经济困难。在西安，他参与了开学仪式，并进行了为期8天的小说史讲演，尽管受到军阀刘镇华的微妙压力，但他坚持了自己的主题。此外，他还欣赏了秦腔表演，对易俗社的艺术宗旨表示赞赏，并题写了“古调独弹”的匾额。鲁迅在西安期间也购买了文物和地方特产，与当地的文化和社会进行了深入交流。这次旅行对鲁迅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尽管他的长篇小说计划未能实现，但他在美学上的感悟却弥足珍贵。



西北大学办事人之宴——“约往陕作夏期讲演”

1925年1月25日在北京鲁迅家中举行的一次特殊宴会，鲁迅邀请了比自己小12岁的陶元庆，这是他少见的在家款待宾客。陶元庆是现代书籍装帧设计大师，与鲁迅有深厚的友谊和艺术合作。这次宴会标志着他们合作关系的开始，鲁迅对陶元庆的重视体现在破例在家中设宴，并且宴会上的绍兴风味菜肴和故乡女子作陪，都营造出亲切而浓厚的家乡氛围。尽管许广平未出席此次聚会，但这次饭局对于鲁迅和陶元庆的艺术合作以及个人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治午餐邀陶元庆——抱歉而感激地一批批索画

1925年6月25日端午节，鲁迅在北京的新家宴请许羡苏、许广平等人的情景。这次聚餐因许广平的出席让鲁迅醉酒，事后他的行为显示了对许广平的感情选择，这让一直与鲁迅关系亲密的许羡苏感到愤然。鲁迅通过书信回应了许广平的歉意，并在信中表达了对许羡苏做法的不同看法。这次晚餐成为了鲁迅感情选择公开的关键时刻。之后，尽管许羡苏继续与周家保持亲近，但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逐渐明朗，最终选择了后者。



“二许相争”的醉宴——按“小鬼”之头示爱

1925年9月17日的一次小型宴会，鲁迅应日本人峰籏良充之邀参加，在石田料理店与多位日本人士共饮。其中，重光葵是重要人物，日后成为签署日本投降书的甲级战犯。宴会上的交流反映了鲁迅对侵华战争的反对态度，尽管与会者中存在复杂的政治背景。这次聚会也是鲁迅与日本人交往的一部分，体现了他的影响力和所面临的挑战。



往石田料理店——与日本人的杯盏之交

1926年10月，鲁迅在厦门南普陀寺参与的一场公宴，这场宴会是为了欢迎著名高僧太虚和尚。虽然鲁迅最初并不想参加，但在校职员的劝说下出席了宴会。宴会上，太虚和尚并未专谈佛事，而是讨论世俗话题，而一些教员却问了一些深奥的佛教问题。鲁迅对太虚的印象普通，并通过这次聚会表达了对厦门大学周围环境和人物的不满，以及他对学识和修行的重视。这场饭局因鲁迅的日记记录而具有历史意义，生动展现了太虚和尚的形象。



公宴太虚和尚——只是平平常常

1927年2月20日发生在广州的一次特殊饭局，鲁迅从香港演讲回来，与许寿裳、许广平相聚。这次饭局不仅是接风也是庆祝，因为许寿裳经鲁迅介绍在中山大学得到新工作。饭局中，鲁迅表现出慷慨和热情，他们在此后的十余天里频繁外出活动，似乎在通过这种方式排解某种情绪。这次饭局前，鲁迅在港进行了两次重要演讲，对香港的新文学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鲁迅与许寿裳的深厚友谊也在这段时间得到了体现，他们的关系亲密如兄弟，相互支持，无话不谈。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后的政治变动迫使鲁迅辞去职务，这段时期的快乐时光成为他们珍贵的记忆。



东堤晚酌——以为课余有读书的环境了

1928年4月2日在上海陶乐春的一次饭局，鲁迅、许广平与郁达夫夫妇、日本文化人共聚。郁达夫设宴欢迎日本客人，饭后鲁迅带一瓶剩酒回家。两个月后，鲁迅回赠郁达夫一瓶陈酒，加深了二人的友谊。陶乐春是当时上海著名的川菜馆，以地道的口味和精致的菜品著称。



陶乐春的午宴——持酒一瓶而归

1929年8月28日在上海南云楼发生的一场饭局，这是鲁迅与林语堂之间著名的“南云楼风波”。在这次聚会上，两人因对一场庭外调解的官司持有不同看法而发生了正面冲突。林语堂在饭局上言语中带讥讽，鲁迅直斥其言，导致双方关系变得紧张。尽管事后有人试图调解，如郁达夫，但这次事件标志着两人思想分歧的公开化，他们的亲密友谊也因此出现了裂痕。这场争论并非源于政治立场的不同，而是对版税问题的理解和对中国国民性的不同看法所引发。之后，两人的关系经历了长时间的疏离。然而，尽管有冲突，鲁迅和林语堂之间的尊重和理解并未完全消失，他们对彼此的才华和贡献始终持有敬意。



南云楼风波——与林语堂像一对雄鸡对视

1930年9月17日，鲁迅在上海的荷兰西餐馆度过的一次特殊生日。这次聚会由“左联”成员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组织，共有22人参加。鲁迅在聚会上显得神采奕奕，他的演讲吸引了在场的所有人，包括一些危险的人物。史沫特莱对鲁迅的印象深刻，她认为他是受最大影响的人之一，拥有独特的个性和谐魅力。这次聚会不仅展示了鲁迅的领导力，也体现了他在文学和思想上的影响力。通过这次活动，人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鲁迅的世界主义视角。



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史沫特莱安排的聚餐

1931年11月21日，鲁迅与家人在上海特色酒家享用三蛇羹的经历。这是鲁迅唯一一次有记录的吃蛇肴，他们在观看电影《禽兽世界》后品尝了这道广东传统名菜。三蛇羹由眼镜蛇、金环蛇和过树榕烹制而成，具有祛风去湿的功效。尽管鲁迅对蛇有所敬畏，但这次体验可能是受许广平影响，出于好奇。文章还提到鲁迅对蛇的复杂情感，他虽怕蛇，但也敬畏它们，并在作品中常以蛇为意象，甚至自比为蛇。



特色酒家食三蛇羹——人真是可怕的

1932年2月16日，鲁迅与家人在同宝泰饮酒后，前往青莲阁喝茶并邀请一位妓女来坐。一些人质疑鲁迅有嫖娼行为，但根据青莲阁的性质——一个集娱乐、交易于一体的公共空间，且常常有妓女揽客，加上鲁迅生平不喜世俗娱乐，这次邀妓更可能是出于特殊时期与环境的影响，以及可能为诗歌创作寻找素材。鲁迅在日记中的记录也可能是因为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他记下以示新奇。



邀一妓略来坐——给一块钱就走的“打茶围”

1932年10月5日在上海聚丰园发生的一次重要饭局，即“达夫赏饭”。郁达夫为庆祝其兄郁华任职，宴请鲁迅、柳亚子等人。这次聚会不仅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佳话，还催生了鲁迅的名诗《自嘲》。饭局中，众人谈笑风生，鲁迅即兴写下诗句赠予郁达夫，后扩展成全诗。林微音作为特殊嘉宾出席，她的存在为此次饭局增添了神秘色彩。这次聚会被多位当事人回忆，成为理解鲁迅与同时代文人关系的重要线索。



达夫赏饭——造就名诗“横眉冷对千夫指”

1933年4月6日晚，鲁迅、巴金等15位文学界人士在上海会宾楼聚会，商议创办《文学》月刊。郑振铎提出办刊计划，众人积极讨论并确定编委，由郑振铎和傅东华担任主编。饭局上气氛融洽，大家畅谈文学，并提及对其他作家作品的看法。这次聚会导致了《文学》月刊的诞生，对当时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十时三刻乃散——句子短又很风趣

鲁迅在1933年7月5日晚应伊罗生之邀赴宴，与会者包括休士、宋庆龄、鲁迅本人以及伊罗生夫妇和翻译姚克。这场饭局是由于美国黑人作家兰斯顿·休士访问上海，由伊罗生负责接待，并安排了与宋庆龄和鲁迅的会面。因当时政治气候紧张，选择在私人场所较为安全。宴会上交谈不多，主要讨论中国菜肴的英文译名。然而，关于这次会面的信息最初并不为人所知，直到沈鹏年先生经过多方调查才确认此事。鲁迅对《文学》月刊失望愤怒，是因为该刊在未告知他的情况下，发表了一篇文章嘲讽他未曾出席休士的公开活动，进而推测他歧视黑人。鲁迅对此强烈反驳，并要求杂志公开道歉和真相，风波最终得以平息，但鲁迅与《文学》的关系因此受到影响。



休士风波——“给我以诬蔑和侮辱是平常的事”

鲁迅与曹靖华的深厚友谊，起源于《铁流》的翻译与出版。尽管左翼文学受到压迫，鲁迅坚持让这部作品面世，甚至自费创立三闲书屋。《铁流》的问世见证了他们的友情，也体现了鲁迅对进步文艺的执着支持。两人在ABC茶店共度时光，这段“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的友谊因共同的事业而更加醇厚。



ABC茶店吃茶——友谊如“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

1934年5月鲁迅在其家中与姚克、保宗等人会面的场景。鲁迅在当时白色恐怖严重的时期罕见地邀请姚克到家中做客，并计划设宴长谈。这封信件的独特之处在于鲁迅的热情邀请，显示出他与姚克关系的亲密和对姚克的信任。此外，文中还提及了姚克对于翻译鲁迅作品的贡献，以及他们共同推动文化交流的故事。这次会面不仅是私人交往的体现，也反映了鲁迅在文学领域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略设菲酌作长谈——分送认真精密的版画集

1935年3月5日，鲁迅与叶紫、黄源、曹聚仁、萧军、萧红等人在上海桥香聚会，此次饭局见证了“奴隶社”的成立。萧军提议创建该社团，以出版“奴隶丛书”，鲁迅非常支持，并认同了这个名字。随后，“奴隶丛书”陆续推出了叶紫的《丰收》、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这些作品在鲁迅的帮助下得以发表，对当时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国民党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下，“奴隶社”的成立为青年作家提供了出版平台，推动了革命文学的发展。



打牙祭的小小要求——桥香夜饭成立奴隶社

《北平笺谱》是民国时期艺术水平最高的传统版画集，由鲁迅和郑振铎联手编印，展现了中国画的韵味和木刻工艺的魅力。两人在搜集、出版过程中展现出团结协作的精神，对保存传统文化有重大贡献。《十竹斋笺谱》则是他们的另一力作，虽翻刻过程困难重重，但最终完成，被赞誉为明末清初士大夫文化的巅峰之作。这两部作品不仅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也对现代版画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吃饭七次，笺谱两本——对木刻画有同嗜

鲁迅在1936年1月29日晚上在上海陶陶居饭店举办了一场饭局，邀请了黄源、胡风、周文等人。这次聚会的目的是为了调解因《文学》杂志删减周文作品《山坡上》内容而引发的争论，这场争论被称为“盘肠大战”。鲁迅关心此事，甚至向日本军医咨询关于腹部受伤后是否还能战斗的问题。饭局上，鲁迅鼓励周文继续创作，不应过分纠结于此次纷争，这让周文深受感动并决定重新开始写作。这次饭局成功地结束了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论战。



陶陶居夜饭——止息上海文坛“盘肠大战”

下卷：分部

本书是作者关于鲁迅微观研究的第二本专著，旨在将鲁迅置于日常视角下书写，并探索民国文人生活和现代文学思想资源。书中通过“鲁迅的饭局”为主线展开，对文学论争史和传播史进行初步探讨。作者感谢多位学者和朋友的支持与帮助，并提及部分图片版权问题待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