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国的历史被认为从“三皇五帝”开始,然而在不同的古书里,关于三皇五帝有不同的说法,很不统一。大致自公元前2070 年至前256 年,是所谓夏、商、周三代,目前的考古发现,只有从商代开始才有确实的物证——甲骨文和青铜器。据现有资料,“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铭文中,而汉语“中国”一词最早指西周京畿地区,后演变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生活其中的先民自称“华夏”。
Ⅱ 秦通过战争统一了中国,从此秦始皇被“定于一尊”,之后,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巩固统一、扩展疆域的重要手段可以说是思想。最初,“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是刘邦的治国理论,目的在于满足人民在征战年月之后渴望安宁、休养生息的愿望。汉武帝刘彻在位(前140—前88)时,政治上的中央集权非常成功,他显然意识到维持中央统治的方法是应该塑造人们的思想,他选择了儒家,故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施。
Ⅲ 元朝时,两宋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在宫廷的那类生活方式显然没有了。因为战争与掠杀,画家、诗人、学者离开杭州,迁移到无锡、苏州、扬州等地生活。政治上的压抑和权力的进一步丧失,连同野蛮的文化习性与龌龊的宫廷权术的控制,知识分子的心境朝着晚宋的内向性进一步发展。像苏轼早就使用了的象征与借喻自元代以后变得非常普遍。与自然紧密关联的梅、兰、竹、菊作为视觉形象的专门科目被反复表现,以表达作者的政治态度与道德情操。而这个历史时期的“复古”态度与其说是一种趣味,不如说是将其视为更为彻底的躲避与逃逸。文人们没有前方的概念,却有值得骄傲的过去,新的感受没有别的渠道去表达,就借助于历史,或者利用过去的笔墨与态度来迂回地抒发内心的复杂感受。画家们已经非常肯定绘画与真实的自然彻底分离,他们知道在笔墨和线条的功夫上就可以做趣味文章,不问自然、不问社会的习惯成为之后文化人的习惯。然而,在中国传统文明正在走向复杂演变的同时,另一个文明发展力量渐渐显露出来。
Ⅳ 尽管《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已经认定了葡萄牙与西班牙试图瓜分世界的边界,但是,利奥十世(Leo Ⅹ)在1515 年11 月3 日发布的通谕中进一步明确:赋予葡萄牙发现、占领以及将要占领的土地——“从博哈多尔角(Bojador)到印度,不论位于何处,甚至是今天未知的地方”——的特许权,任何人在这个范围内贸易、捕鱼甚至航行,须经得葡萄牙国王的准许。可以想象,作为对这个特许权的回报,葡萄牙国王要为天主教向新领域的发展提供经费、建设教堂和派遣传教士。
Ⅴ 晚明的政治形势可以用一摊烂泥来形容。帮助皇帝的官僚和那些捍卫正统的士大夫总是受到排挤与打击,除非皇帝再次遭遇危机,那些有能力的官吏才有可能回到他们应有的位置。这类典型的政治案例表现为东林书院的命运。1604 年,被朝廷革职多年的顾宪成(1550—1612)在朋友和士子们的协助下,合资修复了宋儒杨时的祠堂,他们建立书院用于讲学论道、著述出版。这些学者——重要的领袖还有高攀龙——开办书院的目的是矫正王阳明心学的空疏,尊重儒学经典,准确理解孔孟之道的精髓,不要因为误读而使儒家思想的传播与运用偏离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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