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解释学的起源

JD两种真相义务——告解的“表现真相”（exomologesis）与修道院的“述说自己”（exagoreusis）的共同原则构成自我解释学的起源。而今这个原则中占据一个位置的自我牺牲可能被实证原则取代，却又未必——或者说问题的提出可能并非是顺着这样的“现代主体谱系学”走，而是：“自我不过是我们历史上所建构工艺的历史相关物而已。也许问题在于改变这些工艺”（p.62）。福柯的自我转向，从他对研究对象的「关系」样态的出发点就注定了。虽然这么说比较生硬，但在网状的关系簇（不管话语还是权力、司法还是治理）下，回归关系中的自我就是回归网络的节点。他既不可能是德勒兹，也不可能是布迪厄。最近最后一本福柯，对他的态度总是很复杂。PS：伯克利研讨会和最后的采访都相当精（怪）彩（异），我喜欢连问三次那个耿直听众。

现在的社交网络网友和公众号文章作者已经三句话不离权力关系了。

一天看完的感觉很好，稍后上读书笔记。概念性词汇在两次演讲里被清晰梳理了一通。访谈内容中有两对话人的对某些概念的差异性理解，从脚注里发现在伯克利的演讲更为细致一些。表现真相和诉说自我被某党运用的炉火纯青啊，文革时期的自我解释学需要来发掘一下。

现在读福柯或许还不算晚。 在罗马时代认知主体和意志主体相结合，借助话语的力量塑造自我。 在基督教时期，自我技术将真理与牺牲相互缠绕，坦白令一种自我的真理与自我的牺牲成为可能。 笛卡尔第一次将基督教的自我解释学转向哲学的运用，从而开启了主体性哲学。 （任何人没读过最后的附录采访我都会感到遗憾）

自我技术，就是向个人提出规定的程序，为的是“根据某些目标来固定他们的身份，维持这种身份，或者改变这种身边，而这些都要通过自己对自己的控制关系，或者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关系”。在基督教文化中，“表现真相”和“述说自我”就是两种典型的自我技术/工艺，从而对信徒进行限制和塑造。因为是面向公众的讲座，正文反倒没问答环节和访谈录里的干货多。印象深刻的几句话：“无疑，今天的主要目标不是去发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而是拒绝我们所是之人”、“善，它有待于创新”、“观念本身不具有权力，机构本身也没有权力。当有人在控制它们时，它们就具有了权力”。

福柯的又一补充

好书，从基督教文化仪式出发阐释了自我解释动机的历史性断裂以及其对现代司法与社会权力制度的深刻影响，所以一个关键的问题浮现，我们能否创造新的自我体验的方式？这也是尼采所述超人的全部意义。

自我审查由让行为靠近思想，成为让思想靠近思想。最后将自我牺牲掩盖，发展为实证分析，即，我证明我是我自己。 柏拉图是让灵魂靠近真理，与自我解释学并不相关。

糟糕的轻型纸，100多页的书已经膨胀到四五公分厚了。两篇演讲，一个讨论会，一篇访谈，不错的阅读体验。福柯阐述了自己研究自我技术的原因和涉及的时期，访谈里谈了对技术及治理的与大众传播的福柯之间的不同，比导论类的书更容易让人接受也更清晰。

“对身体实施的禁欲苦行和针对思想的持续言语表达规定，身体苦行的义务和言语表达思想的义务，这两者密切相连。它们被认为具有同样的目的、同样的效果。以至于可以把如下原则作为这两种实践的共同因素而独立出来：在早期基督教的这两种体验当中，暴露自己的真相不能和放弃自己的义务分开。为了发现我们自己的真相，我们必须牺牲自己，而为了牺牲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发现我们自己的真相。真相和牺牲，我们自己的真相和牺牲我们自己，它们密切相连。我们不仅应该把这种牺牲理解为生活模式的彻底变化，而且还应该理解为下述说法的结果：只有当你消失的时候，或者当你把自己作为真实的身体，或者作为真实的存在而摧毁你自己时，你才会成为表现真相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