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

这一本写得简直不像是海外汉学家的调性。资料挺扎实，但是越到后面越是琐碎散乱，尤其是最后两张，分别谈林乐知的主要功绩，即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作者对新闻学大概是缺乏一定的概念，基本上就是纯内容分析，两个报纸都划分成同样的四类逐一讨论。但是这究竟是要给我们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当然，基于一手材料的好处也在这里，这本书有不少线索，包括与上海新报的关系，邮政对于语言的偏向，乃至，中国基督徒，西人基督徒，中西非基督徒在报纸上的论述与交往，等等。这些都是还可以另起炉灶的研究选题。

评述性传记，亮点在于大量原始档案史料的运用，对《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等中文报刊的全面梳理和归纳亦难能可贵。遗憾的是研究时段到1883年为止，没能进一步探讨《万国公报》在1889年后复刊的内容。作者认为，“19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思想的孕育期，本书讨论的发生于1868年至1883年间的这些文章，使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第一次接触到新知识的挑战。林乐知在1883年前创办的杂志，在中国近代知识史关键性的十年里，为中国人提供了最多、最全面的新知识”。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翻译相当完整，附录和参考文献等均按原书影印并作译注。此外，贝奈特尚有《傅兰雅著译考略》（博士论文），虽有不少缺陷，但似乎至今仍是有关傅兰雅的最好研究。

“我們可以說林樂之的貢獻在於他創造了一個論壇，在這個論壇上，至少部分中國人，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以及一些傳教士，都樂於在這裡表達他們自己。”

如果能够看看那时候的报纸，就会发现东西方之间互相不了解程度之可怕

“本书为林乐知从出生到1883年的传记，包括他早年在美国埃黙里大学的学习、来中国后在上海所做的调整、在上海广方言馆教书、发展他自己独特的传教方式等，重点分析了其创办的《教会新报》（后改名为《万国公报》）的内容。林乐知重视发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他拓宽了对基督教的定义，他在其所创办的新闻杂志中不仅强调宗教内容，也强调教育、科学、经济和道德发展的重要性，并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改革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林乐知认为中国发展教育的关键是转变知识分子的观念，他通过新闻工作寻求到了一种与中国知识分子沟通的方式。”

敬佩林乐知先生。他扩展了基督教的定义，认为基督教不仅处理人与上帝、人与人的关系，还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相较于其他宗教，基督教能铸造“完整的人”（这一点和马克思主义倒是挺像），在这种广义基督教观念的指导下，他把科学视作上帝在自然界的工作，通过教育、翻译、新闻工作传播科学知识，并且关注人的平等，特别是妇女的地位。四十余年，他甚至比中国人更忧心中国的发展，看他女婿为他写的传记，深深感动。 一件挺悖谬的事，从晚明开始，传教士传播科学都可以算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但手段造成的影响反而超越了目的，甚至显示出目的的不必要。当然，在林等看来，没有基督教作为背景的物质文明不会产生一个公平和人性化的社会。 贝奈特此传，后两章做得不好，因为目光从传主转向了林所办报刊，体量庞大，最终流于描述，写得太琐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