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务工的流动彝族人为研究对象，主要对他们在当地的组织方式及引发的群体行动进行了细致描述和深入研究。彝族人以往主要居住在四川、云南和贵州等地的山区。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他们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规模地流动到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从事低端的临时工工作。在此过程中，他们逐渐发展出一套非正式的组织方式——领工制。领工制是指彝人工头利用外出打工经验、资金优势和社会关系等便利因素将老乡或亲戚成批地带到珠三角进厂打工，同时给他们提供相应的培训、庇护、资金支助等服务，*后从工人每小时劳动所得工资中抽取一定份额作为利润。在领工制下，彝人往往群体性地进出工厂；他们在工厂内服从工头管理，在工厂外与工头一起生活；他们主要讲彝语，按照传统的习俗生活，形成一种“流动的共同体”。当与工厂或其它群体发生矛盾时，他们能够在工头的带领下迅速组织，很容易发起群体行动。然而，彝人表现出的群体性并非完全基于内在因素，因为领工制的生成实际上和珠三角在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代工分包式工业生产结构以及波动的世界贸易市场紧密相关。珠三角地区在波动的世界贸易环境下形成的代工分包生产结构使得当地生成分别以正式员工和临时工为主体的两级劳动力市场。彝人进入到珠三角的时间较晚，同时由于他们被主流市场认为是“素质”低下的表现，从而使得他们大多只能进入低端的临时工劳务市场。领工制实际上彝人进入并适应珠三角高度市场化的临时工劳动力市场的组织形态。由此可见，彝人领工制的社会性和市场性实际上是彼此嵌合的。在高度市场化的珠三角地区，市场总是试图要消磨掉人与人之间其他的社会关系，彝人却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创造出保护性的社会关系，但双方并不能总是达成平衡。市场和社会关系之间这种潜在的张力（也就是镶嵌与脱嵌的张力）就是所有涉彝群体抗议事件发生的社会根源。这种群体性抗议行为和传统的工人阶级行动有相似之处，但由于彝人主要从事临时工，使得他们和工厂剥削的矛盾被劳动力市场所阻隔，因此他们发起群体行动的深层动力并非完全来自于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冲突”，而更主要是来自于劳动力的“过度市场化”。
刘东旭，1984年生，仡佬族，贵州遵义人，2007年获中山大学人类学专业学士学位，2010年和2013年分别获得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师从著名人类学家潘蛟教授。现就职于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领域包括：汉人社会民间信仰、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城市化、东部非洲社会文化。主要代表作：《男人的祖先，女人的神——群乐人宗教实践的性别差异》、《流变的传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彝人家支再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