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伯韩，湖南长沙人，当代国学大师、语言学家，一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他著有6部语言学专著和20余部历史著作，其中，《中国语文》等作品影响深远。他曾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担任研究员、汉字整理部副主任、汉字简化研究室主任，并任《中国语文》编委等职。其代表作是了解国学的极简经典，对读者快速掌握国学常识，汲取中国文化精髓智慧具有重要作用，该书自问世以来不断再版重印，深受读者好评。

本书是一本国学入门读物，曹伯韩以浅显通畅的文字，对中国的语言文字、金石考证、历史地理、艺术门类、先秦诸子、诗词文章、经学演变、佛学思想、理学流派及自然科学，作了全面的介绍。全书通俗流畅、体系完整、内容丰富、要点完备、条理清晰，为读者搭建了一个国学知识体系的框架，是国学爱好者的必备读物。

曹伯韩（1897-1959），湖南长沙人，当代著名国学大师、语言学家，学识精湛、博古通今，一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著有六部语言学专著以及20余部历史著作，影响深远。曾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汉字整理部副主任、汉字简化研究室主任，兼《中国语文》编委等职。本书是其代表著作，是了解国学的极简经典，有助读者快速了解和掌握国学常识，汲取中国文化精髓智慧，问世至今，不断再版重印，读者口碑相传。

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内容范围和特点。它旨在为中学生和对国学感兴趣的人提供课外阅读材料，涵盖了常识性的国学知识，但省略了过于琐碎的细节和专业术语。书籍强调学术源流、思潮演变以及国学发展趋势的解释，参考多位知名学者的观点，并试图引导读者理解各家思想的交融。虽然不侧重于繁琐的知识点，但仍包含一些重要的常识内容，适合考试前作为参考资料。书籍结构清晰，分章节编排，有详细目录和索引便于查阅。书中的内容按主题和时间顺序组织，涵盖了考证学、考古学、史学、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作者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多本书籍，但由于条件限制，可能会有遗漏和错误，欢迎读者指正。



编 例

国学起源于清末，由章炳麟和刘师培等人倡导，涵盖了西学传入前的所有中国学术。尽管名称上存在争议（如“国粹”、“国故”等），但“国学”一词沿用至今，原因在于习惯与学术整理工作尚未完成。文章回顾了清代国学的发展历程，从汉儒解经到宋明理学，再到清代考证学派的兴起，并提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思想对传统经学的影响。随着社会变革和外来思想冲击，清代学术逐渐转向关注现实问题，但由于社会经济停滞和政治保守，科学并未随之发展。

文中还讨论了国学的学科分类，包括历史、哲学、文学等多个领域，并强调了在“五四”时期，新的观点开始主导国故整理工作，倡导批判精神和历史进化的视角。学者们采用新工具和新材料进行研究，如胡适提倡的评判态度和系统整理方法。现代学者在整理国故时具备世界学术视野，运用比较研究和科学方法，不再固守传统观念。

尽管如此，仍有部分人机械地将国学与西学对立，这种观点被批评为过时且不可取。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用传统文化，国学需要与世界学术融合，并进行专门化和系统化的研究。同时，学者们应保持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以便正确理解过去并将其应用于现代生活。这样，国学才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创新与发展，为现代社会提供智慧和启示。

第一章 概 说

学习古代语文对于深入探究古籍至关重要。古书中的文字多含生僻或深奥之意，历经世代抄写与翻印，难免出现错误，需专家考订方能理解。以《老子》中“佳兵”一词的误读为例，字形和字义混淆可能误导原文含义。因此，研究古代语文（现称文字学与语言学）是解读古籍的关键。汉代以后，“小学”作为专研文字源流领域，不再限于基础教育阶段。

汉字造字方法即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汉字形态随时代发展演变，从甲骨文到楷书，趋势由象形向象声转变并简化。隶书虽简化了文字但破坏了象形传统，导致现代人难识篆书或古文，但这并未阻碍汉字进化与流通。

汉字发音随历史变迁，字义因方言和时代而异，有些本义甚至被遗忘。虚词理解尤为困难，因其多为假借字且写法不固定。训诂学专注于研究字义，帮助理解古代文献。汉朝发明反切注音法，用两字组合表示读音，如“都，东姑反”，但有时造成音节连接难题，直至国语注音符号出现才得以解决。

汉语声韵系统包括四声：平、上、去、入，各具特点。声韵学作为小学的一部分，随着注音工具的进步，如注音符号、西文字母和万国音标，研究更为清晰易懂。早期声母有三十六个，后增至四十一，部分现代人无法发出；韵母受印度影响，始于《切韵》，经《唐韵》、《广韵》等发展，逐渐合并简化。

古音研究始于宋代，清代顾亭林等人推动其进展，近人汪荣宝和钱大昕对古音与声母的研究也作出重要贡献。古代语言学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古代文献，领略古人智慧。

第二章 语 文

金石之学起源于古人对商周青铜器和秦汉碑刻的研究，随着铜器出土增多及拓印技术发展，在宋代形成独立学科，并有欧阳修等人的著作。清代乾嘉时期，考证学者推动了金石文字研究的繁荣，产生了许多重要成果。现代，金石研究拓展至辽、金、蒙古碑文以及甲骨文等领域，对理解古代文化提供了科学视角。

初民血族群婚的社会现象可通过重新解读姜嫄履大人足迹生后稷等故事揭示，这为理解古代文化提供了更科学的解释方法。边疆民族的生活也对古书理解有重要价值，如广西徭民语言与《诗经》发音相似，证实古代语言实证。随着考古发现和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深入，我们对古书的理解将愈发丰富。

第三章 古 物

书籍的传播方式经历了从手抄到印刷的重大变革。早期的书籍以简册和卷轴形式存在，直到蔡伦发明造纸术，图书变得更加轻巧便携。尽管在东汉末年纸张普及之前，竹木简册仍是主要的书写载体，但隋唐时期，藏书逐渐转为卷轴形式，松烟墨和凹心砚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书籍的发展。敦煌千佛洞发现的从汉代至五代的古籍手抄本和刻印本，对于研究古代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善本书的影印版满足了现代人的阅读需求，同时也促进了校勘学和版本学的研究，这些学科致力于书籍的整理与错误校正。章句之学起源于对文本进行分段和标注的工作，但随着时间推移和传抄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它逐渐包含了复杂的解释和注解。西汉时期，经书和法律都有专门的章句版本，然而过度解读和繁琐的附会导致了问题。学者们通过比较、校勘等方法阅读，他们的著作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

《四库全书》是清代的一项重要文化工程，由纪昀担任总编纂，共有三百六十人参与编写，耗时九年完成七部抄本，现存于多地。此外，《道藏》这部道教文献集也值得一提，其中收录了儒家和其他诸子百家的作品，对学术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

考证学作为一门学科，起源于解释古书，学者们通过经证经、史证经等方法扩大了研究范围。尽管专门的考证工作不易一般人实践，但其研究成果对学术界影响深远，值得学习和借鉴。总的来说，这些文献和研究方法共同构成了我国丰富而深厚的学术传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知识财富。

第四章 书 籍

《易经》是古代中国的一部重要哲学著作，由六十四卦组成，每卦由阳爻和阴爻构成，蕴含简易、变易与不易的深邃理念。相比之下，《书经》，又名《尚书》，是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涵盖了从尧舜到秦穆公时期的历史事件，但其中部分篇章的真实性受到质疑。

《诗经》作为北方文学瑰宝，主要采集于黄河沿岸省份，如河南、陕西、山东和山西等地。这部作品不仅记录了古代诗词，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它以其精炼的语言和深远的意境，展现了古人的情感世界与智慧结晶。

汉代经学领域中，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之间的斗争引人注目。今文学派尊崇孔子为受天命的素王，坚信六经由孔子亲自撰写，并对纬书持有信仰；而古文学派则视孔子为历史上的先师，认为六经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不承认纬书的权威性。两派在对待经典的态度、版本解读以及学术研究方法上存在显著分歧。这场争论持续了数百年，直到清代，随着今文经学的式微和实证主义（朴学）的兴起，学者们的关注点逐渐转移至其他学术领域。

综上所述，《易经》、《书经》与《诗经》作为古代中国的文化瑰宝，不仅在哲学、历史和文学方面具有深远影响，还反映了不同时期学术思想的碰撞与交融。而汉代经学的两大派别之争，则为我们揭示了学术研究中方法论和历史观的重要性，以及学术思想如何随时代变迁而演变的过程。

第五章 经 说

正史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占据核心地位，它们是由历代政府主导编撰的官方历史记录。清代的“二十四史”是其中的代表作，涵盖了从黄帝到清朝的漫长历史。尽管正史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但其详尽的内容使其成为历史学者不可或缺的研究素材。《史记》和《汉书》作为四史中的佼佼者，尤其受到重视。这两部作品不仅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在文学上展现了卓越的艺术价值。

“二十四史”采用了统一的编纂体例，即纪传体，通过编年、列传等形式，系统地记载了各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这种体例有助于读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理解历史的发展脉络。《史记》由司马迁创作，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开创了纪传体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汉书》则是东汉时期班固的作品，它是第一部按朝代划分的断代史，为后来的历史编纂树立了新的标准。

正史的编纂不仅体现了官方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诠释，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编写过程中，史官们既要忠实记录事实，又要遵循统治者的意愿，这使得正史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政治色彩。然而，即便如此，正史仍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帮助我们了解古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

除了正史，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史书，如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记录了历史，为研究者提供了多元的视角。例如，《资治通鉴》是一部著名的编年体史书，由北宋司马光主编，它以时间为线索，详尽记载了自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的历史事件，旨在为统治者提供借鉴，故名“资治”。

此外，还有一些私人撰写的史书，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是一位私人史家。这些作品往往更为自由和独立，不受官方制约，因此在反映历史真相和表达个人见解上更具特色。

在中国古代，史学不仅是学术研究领域的一部分，也是教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学习历史，人们可以了解过去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生活提供参考。同时，史书的撰写和传播也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许多史书因其优美的文笔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而成为文学瑰宝。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丰富多样，正史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类。它们不仅记录了历史事实，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价值观，对于我们理解古代中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阅读这些史书，我们可以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感受历史的魅力和深度。

第六章 史 地

古代对男子的尊称是“子”，如《孟子》、《庄子》等学术著作以此命名。刘歆和班固的群书分类中，“诸子略”涵盖了九流十家的先秦作品。其中，九流有独立的理论体系，而小说则较通俗或源自民间，比如《虞初周说》可能是基于《周书》的简化版，《宋子》则是出自宋的作品。

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宇宙由自然物质的“道”构成，强调矛盾推动事物发展，并提倡“无为”的治国理念。然而，他的思想也包含消极元素，如静止、复古和无知无欲，形成逃避现实的倾向。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在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有重大贡献，如墨家的逻辑学和数学，名家的论理学，以及法家的政治学等。他们勇于提出改革方案，反映社会变革需求，但秦汉统一后，儒学成为主流，诸子百家逐渐衰落。

尽管三国六朝时期儒学不活跃，学术不振的原因还包括新兴阶层和社会生产力缺乏进步。清代对诸子百家的研究多限于文字考订，忽视了思想内容的探索。未来研究国学时，应将诸子百家纳入哲学史，并深入探讨其时代背景和义理。

第七章 诸 子

佛教起源于印度的佛陀，其核心理念是“大觉”——自觉与觉他。在印度社会中，尤其是商业阶层和王族中，佛教广为流传。它的教义强调自性本具善恶，主张客观唯心论，并注重实践与顿悟。

《法华经》是华严宗的主要经典，该宗派认为自性本具善恶。而禅宗，则以《六祖坛经》为核心著作，倡导无念的修行方式，注重实践和顿悟，不依赖文字教条。这些宗派在哲学观点与修行方法上各具特色，对中国思想史影响深远。

华严宗又称贤首宗，它以《华严经》为基础，主张一种客观唯心论，强调宇宙万物皆由一个统一的、超验的精神实体所创造和主导。相比之下，禅宗更加强调个体内心的直接体验和瞬间觉悟，认为通过冥想和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可以直接领悟到佛法的本质，而不必依赖复杂的哲学理论或繁琐的文字解释。

总的来说，佛教的各个宗派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不仅丰富了佛教思想的多样性，也对中国的道德观念、艺术形式以及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无论是华严宗的宏大宇宙观，还是禅宗的直指人心，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和谐共生和内在觉醒的独特追求。

第八章 佛 学

宋明理学是在隋唐时期佛家思想影响下产生的新儒学，融合了儒家伦理、政治哲学与佛道两家的思想。它的发展有两个关键前提：一是训诂注疏之学的繁琐被摒弃；二是学者关注现实问题，将经史义理与政治实践结合。社会经济活跃，如手工业、商业进步和文化繁荣为新哲学思想诞生提供了条件。

理学开创者包括周敦颐、邵雍、张载和程颢、程颐兄弟。周敦颐提出太极图说，构建宇宙发生论，强调静心立人极；邵雍以象数之学知名，涉及先天学、经世论和性说；张载主张太虚论，体现唯物主义倾向，并提出天人合一观点。程颢和程颐兄弟发展理学，解释“性”、“仁”与“理”，程颢主张心性一体，程颐倾向于心物二元论。

朱熹是宋明理学集大成者，融合前人思想，提出理气二元论，认为理先于气且理全气偏。他强调理为万物根本法则，气实现理的物质基础，并区分道心和人心，主张去人欲、存天理。浙东学派反对空谈，注重实际应用学问。

明末清初，对理学有所批判和发展。王学（左派）的极端表现如李卓吾反对儒教，引起不满；东林学派和刘宗周修正或融合程朱之说。清代初期，顾炎武、王夫之倡导实证主义，批评理学脱离实际；颜元、李塨、戴震批判程朱，提出新哲学观点。黄宗羲结合阳明学实用修正，体现民主精神；戴震主张宇宙本体为阴阳五行生化流行，反对二元论，强调感觉论道德起源。

清代后期，宋明理学未复兴，直到冯友兰等人发展新理学，继承并修正程朱传统，探讨理气关系、历史与道德等问题。

第九章 理 学

我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定义和范围有所不同。古代文学可能涵盖礼乐等广泛内容，而现代文学更侧重于诗歌、散文、小说等形式。《诗经》被视为最早的纯文学作品，对后世有重要影响；《楚辞》由屈原等人创作，形式和情感上与《诗经》不同，更加热烈并富有神话色彩。汉朝的代表性文学形式是赋，起源于《楚辞》和战国策士文，是一种介于诗与文之间的文体。

汉赋注重形式、辞藻堆砌和排比句，宋朝著名诗人苏轼、黄庭坚和陆游分别师从陶潜、李白，并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他们的诗歌风格各异，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宋末遗民诗人的作品如《谷音》，表达了强烈的民族情感。辽金元明时期虽没有伟大诗人，但也有几位值得一提的诗人，如元遗山、虞道园、杨铁崖等。

明代的诗歌运动包括复古主义和形式解放尝试，如“公安派”和“竟陵派”，但成就有限。清代初期出现了以王士祯为代表的“神韵说”和袁枚提倡的“性灵说”。清代中叶至末期，有袁枚、赵翼等人的作品，以及黄遵宪对新名词入诗的尝试。这些诗人和流派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宝库，各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第十章 诗赋词曲

散文和骈文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散文的特点在于句法不规则，更贴近口语表达；而骈文则强调排比与对仗，字义相对工整。例如，“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愈坚，不坠青云之志”就是典型的骈文风格，它包含对偶、双音词的使用以及多层次意思的平行表达。然而，过于宽泛地将所有形式规整的文章都归为骈文，并不合理，真正的骈文应具备句法整齐和字义工整的特点。

在历史的发展中，散文和骈文在中国文学中交替兴盛。从古代到清朝，不同的文学流派和作家对这两种文体进行了丰富的探索和创新。比如，在清代，出现了以桐城派为主的散文风格，代表人物包括曾国藩、吴汝纶等，他们的作品深受后世影响。同时期的“阳湖派”以恽敬为首，影响力相对较小。

清朝时期还涌现了一批文学批评家，他们的观点独特且深刻。金圣叹以其对《水浒传》的评论闻名，章学诚则在《文史通义》中提出了对历史和文学的独特见解，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则在诗词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到了晚清，随着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文体也开始发生变化。龚自珍、梁启超和黄遵宪的作品打破了传统格式，倡导更加自由和通俗的写作风格。这种趋势在民国初年达到了高潮，《新青年》杂志推动了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的繁复形式和贵族倾向，从而奠定了现代文学的新基础。

总的来说，散文和骈文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从古至今的演变和发展，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文化精神。无论是传统的骈文之美，还是近代散文的自由之风，都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丰富的色彩。

第十一章 散文和骈文

中国戏曲起源于歌舞，如民间巫歌、宫廷滑稽表演和瞎子唱诗等，但早期不表演故事。南北朝至唐朝时期出现合歌舞表演故事的形式，如“大面”、“钵头”，情节简单。宋代的“鼓子词”和“传书”进一步发展。真正标志着戏曲成熟的是元杂剧，其剧本结构严谨，角色丰富，音乐丰富，对中国戏曲后世影响深远。

元朝灭亡后，明朝继续发展戏曲，形成昆曲，因其旋律优美、表演细腻而受到上层社会喜爱。清朝时期，京剧在北京形成并流行全国，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戏曲形式之一，融合唱、念、做、打多种艺术手段。各地还有地方戏种如越剧、黄梅戏、川剧等，各具特色。

佛教对唐代文学影响显著，语法文体通俗化，丰富想象力刺激小说创作，音韵学受印度影响推动骈文律诗发展。西北胡人文化也带来独特风格，外来音乐和乐器丰富乐府诗、词曲文学。自隋唐起，中国文学开始影响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明清时扩大到安南和琉球。

戏曲与小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通过故事叙述、人物塑造，反映社会生活，传达道德观念，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在现代社会，传统戏曲和小说仍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等形式，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十二章 新被重视的文学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近代欧洲那样的独立自然科学体系，但在某些领域有所建树。例如，天文学方面，早期的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太阳历和闰月调整季节的方法，春秋时期出现了二十八宿法和日影观测法来更精确地确定节气。战国时代开始记录五星运行和恒星位置，但直到元朝郭守敬的《授时历》和明清之际欧洲天文学的传入，天文学才取得较大进步。

数学在中国是独立发展的学科，春秋战国时期已有几何学概念和无限等比级数的理解，《算经十书》记录了古代的数学成就，如分数计算、开方立方算法等。然而，物理化学领域相对滞后，直到明代西洋教士介绍西方著作后仍无明显发展。

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认为的亮点，雅乐中的主要乐器和重要性被特别提及，特别是七弦琴。音乐方面，从五音到十二律的演变过程以及三分损益理论在制定音律中的应用都有详细描述。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音乐风格逐渐受到胡乐和俗乐的影响，外来乐器如琵琶、觱篥等也影响了国乐的演变。

文章探讨了中国音乐与西洋音乐的差异，并提出是否可以借鉴西洋音乐来改造国乐，创造新型音乐的可能性。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在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等领域有一定成就，而在音乐方面则经历了风格的变迁和外来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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