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一个备受尊敬的教育部长江学者，他在华东师范大学担任多个重要职务，包括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以及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他也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的成员，活跃于中国哲学史学会和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担任副会长和会长。他的学术足迹遍布全球，曾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和研究。他的专业领域涵盖了中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已在全球范围内出版了超过10部的重量级学术著作。


    <p>杨国荣，教育部长江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会长。先后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作学术访问和学术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等，在海内外出版学术著作10余种。</p>

人与行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通过行动，人们能够改变世界，实现自我价值。自古至今，无论是劳作还是现代的工作与休闲活动，行动都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方式。哲学家们将人的行为提升到实践或行动的高度，探究其背后的意图、目标以及社会规范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关注实践在政治和伦理层面的应用，康德强调实践理性和道德自由，黑格尔则将实践扩展至法律与政治，并探索其中介性及主观与客观的沟通。马克思从劳动出发，视实践为改造世界和社会，实现自我解放的根本途径。

在中国哲学中，“行”被视为达到个人完善和社会和谐的关键。儒家倡导遵循礼的规范行事，以达致理想社会状态。西方哲学家如分析哲学、现象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也关注行动与实践，但各有侧重。分析哲学强调逻辑，现象学关联生存体验，而法兰克福学派则反思劳动与人际交往。

在实践过程中，价值和本体论问题被深入探讨，包括人与世界互动的可能性、需求、目的以及理想对实践的影响。人的能力和社会背景构成了实践的现实基础，康德和黑格尔的观点体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实践过程还涉及存在法则与人的关系，强调人在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行动作为人与世界的互动方式，通过改变自身和世界体现本体论和价值论的意义。行动的发生受到意志、动机和原因的共同影响。然而，意志软弱在行动中表现为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意欲和情感可能主导行为，导致与理性相悖的选择。这种“无力”可能导致知行不一，即便认识到应采取行动，缺乏情感共鸣和意志支持也可能造成“知而不行”的困境。

总的来说，行动是人类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不仅影响个体的自我实现，也塑造了社会的发展。通过理解和克服诸如意志软弱等内在挑战，人们能够更好地发挥行动的力量，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导 论(上)

意志软弱在实践进程中体现为多重可能和个体意向的易变性，与行动选择的随机性、现实的偶然性和多样性紧密相联。要战胜意志薄弱，需调和理性认知、个人愿望与情感共识，将理论知识化作实际行动。理解实践活动的背景“势”，如社会历史、时空及人与世界的互动，对判断形势、顺应趋势至关重要。这些因素交织影响行动进程，实践理性则通过正当性、有效性等原则指引更明智的行为。

从哲学角度看，实践过程融合了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标志着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实践智慧寓于人心，融入能力和品德，遵循“度”的平衡法则，在普遍规则与特定情境间游刃有余，引领实践向更高层次的理性迈进。它倡导在实践中灵活运用知识，兼顾普遍原则与具体实际，以实现更全面、更深入的理性化。

简而言之，意志软弱是实践过程中个体易受影响和变化的特性，克服它需要理论与行动的结合，以及对实践活动背景的理解。哲学视角下的实践过程强调实践智慧的作用，即在理解世界的同时改变世界，通过平衡普遍法则与具体情境，推动实践向更高层次的理性化发展。

导 论(下)

行动在人的存在过程中展现出多维度和丰富多样性。日常生活中，无论是个人行为如饮食、休息，还是社交互动，都是行动的体现，它们与生存资源的获取和再生产紧密相连，反映个体的生命活动和发展。在劳动中，行动直接作用于物质世界，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以及对事物的改造。

广义上，行动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经济活动中的投资、交易和管理，政治领域的主张表达和法律规范的实施，以及文化创新中的科学探索和艺术创作。这些领域的活动不仅反映个体的思想意识，也通过交流和作品影响着整个社会。

道德行为是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个体价值观的表现，也是社会实践的反映。人的本质和社会角色在行动中交织，塑造了个人的存在状态。行动与“做什么”和“是什么”的关系密不可分，它们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个体和社会的发展过程。

行动不仅是人与世界互动的方式，而且通过身心合一，使人与环境发生改变，体现了人的本性、多样性和社会功能。同时，行动的意义超越个人，对社会产生影响。思想交流、观念传播是行动的组成部分，而实质性的改变世界的行为则是行动的核心。有意义的动作，伴随着行动者的意图和自觉意识，才被视为真正的行动。

行动理论强调意欲在行动中的角色，并指出人们往往忽视了欲望的自我评价。行动通常由欲望和信念驱动，但主体对欲望的反思是理解行动的关键。作者引用弗兰克福特的观点区分初阶欲望和二阶欲望，后者涉及理性的审视，但并非完全基于自觉理性。人的行动与动物行为的区别在于欲望经过评价后成为行动的动力。

行动过程受到价值取向和理性认知的影响，两者在目的性和实施方式上交融。行动的结果需要通过反思得到确认，并影响后续的行为决策。值得注意的是，行动具有明确的意向和预期，如计划上班，但意外事件如途中车祸则是未预见的情况。尽管行动过程中每个环节并非都明显体现特定意向，如无意识地行走，但整体上，行动表现出明觉的意识和目的性。

因此，行动在个体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反映人的内心世界，也塑造了外部现实。通过理解和反思行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如何有效地进行决策和改变。

第一章　实践哲学视域中的行动(上)

意向与理性、非理性维度紧密相连。它在欲望或愿望中蕴含着非理性的成分，同时通过反思和权衡体现与理性的联系，如“愿意做某事”基于行动理解的选择，展现理性和非理性的交融。意向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交织过去经验、未来目标与即时行为，呈现过程性与现实性。

意向形成受历史情境影响，涉及未来期望，并在实际行动中显现。无论专注或不专注的行为，都反映内在的目标趋向。规范作为行动的约束和引导，基于价值原则评价和指导意欲。它们通过引导和约束调节行动，使自发行为转化为自觉。规范不仅规定行为规则，还塑造个体品格。

综合行动中，计划作为指南体现规范性，影响行动结果评估。现实中的行动与规范关系复杂，可能表现为遵循、偶然符合或内化为习惯。理想行为是长期实践后达到的不假思索、合乎规范的状态。

行动的动力来自意欲和目标，而精神本体作为内在依据，融合普遍形式和自觉意识，引导和规定行动，成为深层动力。个体行动受希望驱使，尝试表现为完成另一种行动或结果不确定的行为。此外，讨论了意向性、行为原则对行动的影响，以及行动与能力的关联。

总之，这段内容探讨了意向、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意向如何影响行动，规范的作用，以及理想行动的实现。它还涉及行动的动力来源、尝试的不同形式，以及行动与能力的关系。

第一章　实践哲学视域中的行动(下)

行动的依据和动因是理由和原因，它们构建了行动的理解框架。理由，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关联个体的意愿与理性认知，体现自觉自愿，并通过转化为内在动机影响因果关系。然而，理解行动不仅限于逻辑层面的理由，还需考虑形式、实质、背景等更广泛的原因。

理由通常源于欲望与信念的一致性，但信念的真实与否对行动的合理性至关重要。不合理信念可能导致看似有理实则非理性行为。社会规则、历史联系和个人承诺也是行动理由的一部分。理由结构包括事实、认知、意向和目的，它们相互作用形成整体，并涉及时间性和生成性。

动机作为行动的直接驱动力，直接影响由理由引发的行为。它与目的、反思和意向紧密相连，是“实际地确定去做”的动力来源。意欲可以成为理由，但要转化为动机，需经过价值评判和理性思考的过程。外在原则或社会规范可作为理由，但要变为动机，个体必须内化并认同这些原则。

因此，行动的理由向动机转化的过程，体现了理性、情感与意愿的融合，以及行动中理性与非理性、自觉与自愿的平衡。这个过程展现了个体如何将外部规则和内部信念相结合，形成推动行动的动力。通过这种动态平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决策，实现目标，并塑造自我认同。

第二章　理由、原因与行动(上)

理由与行动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紧密的联系。理由不仅是对行动的解释，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行动的原因。它通过逻辑推理赋予行动合理性，为行动的多样性提供可能。从潜在形态转化为现实行动的过程中，理性评估、情感认同和意愿接受相互作用。同时，理由与原因的关系也不容忽视，两者在激发行动和理解行为方面各具独特功能。

人类行动的基础在于理由，对行动合理性的论证本身也具有解释行为的作用。然而，理由的真实性和行动动机密切相关。儒家的“为人”与“为己”的行为区分揭示了理由真实性对行动驱动力的影响。理性的决策选择直接反映出理由与行动之间的真实联系，而纯粹的解释无法充分展现这种关联。

总的来说，理由不仅是行动的导火线，也是衡量行动合理性的重要标准。它不仅影响着我们如何理解行为，更深层次地塑造了我们的行动动机和选择。因此，在理解和评价行为时，不应忽视理由的实质性和与行动的深刻联系。

第二章　理由、原因与行动(下)

意志软弱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涉及知行关系、理性与意欲的冲突，表现为理性的判断未能落实于行动。戴维森的观点被用来解释这种特点，通过吸烟行为的例子说明理性在强烈欲望面前可能失效。休谟认为情感对行动有直接推动作用，而理性的影响力受限于其与情感的互动。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主张知必然导向行，他们认为不当行为源于知识缺乏或不能运用，而非意志软弱。然而，这忽略了知行间的复杂性和距离，如目的、动机对行动的影响，以及价值判断与实际选择之间的差距。现实环境中多种可能性的存在，增加了决策的偶然性，导致原本的意志在实施前仍有变数。

克服意志软弱需要协调理性、意欲和情感的关系。康德和孟子的思想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通过理性的认知、实践的要求以及情感的认同，实现“我思”、“我欲”、“我悦”的统一，从而抑制意志软弱对行动的影响。儒家推崇的孔颜之乐代表了精神层面的愉悦，它超越感性快感，源于理义的满足。孔子和颜回的生活方式体现了道德理想的追求，这种精神快乐影响仁人志士的价值取向，他们更看重尊严和理想，愿意为理想牺牲。

孔颜之乐体现了意识活动的多维性和行动选择的合理性，即使在艰苦生活中也能达到心灵的快乐。这种“我思”、“我欲”、“我悦”的统一，展示了人们追求精神满足，而非物质享受的价值观。总的来说，理解意志软弱的本质和克服它的方法，有助于我们做出更符合理性的决策，实现内心的和谐与行动的一致性。

第三章　意志软弱及其克服(上)

知行合一的观念在中国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王阳明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区分了口耳之学和身心之学，前者侧重理论知识的获取，后者强调将理念付诸实践并实现个人与宇宙的和谐统一。在口耳之学中，人们通过学习获得知识，但若不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这些知识就显得空洞无物。而身心之学则要求个体不仅理解道理，更要让心灵和身体共同参与，使思想与行为相一致。

王阳明认为，真正的智慧并非停留在书本上，而是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通过实践不断磨炼心性，达到内外和谐的境地。他倡导的这种实践精神，注重个人体验和直觉，鼓励人们在实践中体悟真理，而非单纯依赖逻辑推理或权威教诲。

与此相似，孟子也强调了内在欲望与思考之间的紧密联系，他认为人的道德选择源于内心深处的真实愿望，而非外在规范的约束。这两位古代哲学家都提倡将个人的情感、欲望和理性结合起来，通过自我反省和实践来提升品德。

然而，他们的观点与西方哲学的一些传统有所不同，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更强调理性和逻辑的重要性，认为道德行为源于对普遍真理的认识。尽管东西方哲学在方法论上存在差异，但它们都试图探讨人类如何实现精神上的完善，并通过不同的途径寻找生活的意义。

与古代哲学家不同，现代西方哲学家如康德则提出“实践理性”的概念，强调道德法则的绝对性和普遍性，认为人们应该根据内在的道德原则来指导行为，而非受制于感性的欲望。康德的道德哲学主张，尽管人的行动可能受到情感和利益的影响，但真正的道德行为必须基于对普遍法则的认识和遵循。

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人们对道德、理性与实践的关系有了新的思考。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人们探讨如何让机器具备道德判断能力，以及在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时，如何平衡理性分析与情感反应。此外，跨文化对话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不同哲学传统中的实践智慧，以促进全球理解和合作。

综上所述

第三章　意志软弱及其克服(下)

在中国哲学中，“势”作为实践背景的概念，与人的行动和实践过程紧密相连。从本体论角度看，“势”有多重向度，是行动展开的必要条件，它关联着历史演进、社会地位、政治关系以及人格独立性。在不同的学派解读下，“势”的意义得以丰富，为理解其内涵提供了历史基础。

在社会实践中，“势”影响人的行为，如教育和家庭互动，并受限于特定情景和伦理关系。它还体现实践过程中的时间趋向和发展格局，是历史变迁的客观反映。随着时间和历史条件的变化，“势”对个体和社会活动产生不同影响，塑造了各种社会格局。人与“势”的互动并非单向，人可以顺应“势”，在遵循自然法则的基础上有所作为，如历史上成功的治理。

“势”具有综合性和多重性，包含必然趋势和偶然因素。理解“势”即审时度势，为实践提供现实背景和角度。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社会经济形势，“势”都有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审“时”度“势”要求兼顾历史趋向与当下变化，通过洞察时机实现实践的自觉展开。

判断在认识活动中至关重要，它融合分析、比较等多方面认知，把握事物内在联系和相关性。与侧重逻辑内涵的命题不同，判断是综合的认识活动，包含更丰富的信息。实践中，把握“势”需要借助判断，这涉及多元的认知能力和创新过程，而不仅仅是逻辑推论。

总之，“势”在中国哲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影响人的行为、社会格局和历史进程。通过理解“势”，人们可以在实践中做出明智的决策，顺应趋势并灵活应对变化。判断作为认知活动的核心，帮助我们把握“势”的复杂性，实现实践的自觉与高效展开。

第四章　作为实践背景的“势”(上)

中国思想史上“势”的概念，它被理解为一种效力或影响力。学者余莲将“势”视为一种“效力观”，主要关注其本身的作用。然而，对“势”与人之间的互动及其深层含义的分析仍有待深入。同时提到，“势”与因果观念并非完全排斥，它反映了实践过程中更具体的根据或原因，与单向线性的因果关联不同。



第四章　作为实践背景的“势”(下)

“几”这一概念在实践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象征着事物可能趋向现实的初始状态，与人的活动和价值追求紧密相联，预示着未来的发展趋势。然而，“几”的呈现具有不可预测性，理解和把握它能帮助人们推测未来的走向，指导实践活动，并遵循“义”来达到与天道的一致。

“知几”与实践之间存在着深厚的联系，它源于对存在根本之道的理解，揭示了事物发展趋向的最初形态。理解“几”并非仅限于表面现象的观察，更需通过体用关系洞察存在的本质和普遍法则。积极地“见几而作”并非随意行动，而是遵循存在法则的结果，涉及价值判断，旨在促进正面发展，防止负面趋势。

“数”，作为必然性和时空关系的体现，与“几”有所不同，它更贴近人的实际行为，受内在必然性及特定时空条件制约。理解“数”有助于预测未来变化，为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指导和现实针对性。《易传》中提到，“极数知来”，即通过深入掌握规律，预见未来。

实践过程中，“运”与“数”的关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必然与偶然在人类生活领域的反映。面对“运”的影响，人们应超越它，避免行动的侥幸性，追求基于内在道德意识或德性的真正道德行为。历史和个体生命的变化反映了必然与偶然的交互作用，人的命运是“命”（必然趋向）与“运”（偶然因素）的交织。

理解并运用“几”、“数”和“运”，能帮助我们在实践中做出更明智、自觉的选择，应对生活的变数，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五章　实践过程中的“几”、“数”、“运”(上)

“几”作为“数”与“运”交融的最初形态，它体现事物变化的契机。知“几”意味着把握正面发展趋势，实现价值目标。“几”的形成标志着可能向现实转化，受必然趋向和偶然因素制约。以树种衍化为例，种子萌芽既遵循生长法则，又依赖适宜环境，如干旱、山火等自然灾害虽偶然，却影响树木生长。实践中，既要洞察必然趋势，又要关注并应对偶然因素，确保实践的有效进行。“见几而作”、“极数前知”、“慎处时运”是实践展开的必要条件。



第五章　实践过程中的“几”、“数”、“运”(下)

实践理性是理性的实践运用，关注如何使存在符合人的理想和需求。它与理论理性不同，前者侧重行动过程和实践活动的规范，后者关注认识的正确性。实践理性包含三个原则：正当、向善、有效。正当性原则确保行为合乎普遍的原则和社会接纳，体现社会性和实践认可；向善原则涉及广义上的善，即行动结果是否满足人的合理需要，强调个体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体现历史性和现实性；有效原则则确保实践与社会要求、价值目的相一致。

正当性原则在某些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相通，侧重行为的形式规范。而向善原则更注重实质，类似于仁道的价值追求，它基于广义的“善”，关注人的多方面需求，避免单一追求快乐或利益最大化。相比之下，功利主义以增进幸福为目标，强调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但可能忽视个体差异和实践背景。

向善原则将实践主体视为社会历史中的具体存在，兼顾个体与群体的价值，在特定条件和实践中确认价值，体现了对人自身存在的尊重。而功利原则基于经验主义，优先考虑感性经验，可能导致对实践主体的抽象理解。在现实行动中，正当、向善和有效原则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人的活动，确保实践活动的社会秩序、个人价值目的以及与社会要求和价值目的的一致性。

这三者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之间的互动使得实践活动得以展开，并赋予其价值意义。在实践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境和实践理性原则的定位来调和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张关系。通过这样的方式，实践理性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和指导行为的框架，帮助我们在社会和个人的价值追求中找到平衡点，实现更加有意义的生活。

第六章　实践理性及其原则(上)

实践理性的根基在于一系列基本原则，它们是正当原则、向善原则与有效性原则。这三项原则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康德哲学体系中的核心价值。正当性原则强调行为的公正无私，而向善原则则倡导追求善良和美德。这两者的融合不仅赋予了普遍性原则实质性的内涵，还防止其流于形式主义，确保道德实践的深度与广度。

有效性原则，则关注行动的实际效果，它要求我们的行为不仅要有良好的动机，还要能够产生积极的结果。这三者之间的平衡与互动，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决策提供了指导，确保我们在追求公正、善良的同时，也能实现目标的有效达成。

康德哲学强调实践过程的完整性，即形式与实质、正当与善、目的与方式间的和谐统一。这意味着我们的行为不仅要在表面上符合道德规范，更要在内心深处体现出对善的追求，同时，行动的方式也应有助于目标的实现。这三原则在实践中相互作用，如同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行为指南。

当我们面临选择时，这些原则为我们提供了决策的框架：我们需确保我们的决定既遵循公正无私的原则，又体现善良的愿望，同时还具备实现可能的有效性。这样的实践过程，不仅体现了个人道德品质的高度，也对社会的整体进步有所贡献。

总的来说，康德哲学中的这三原则，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兼顾理性与情感、理想与现实的行动指南，帮助我们在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行为的准则，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也为社会和谐作出积极贡献。

第六章　实践理性及其原则(下)

实践活动的多元形态展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个体间的复杂互动。劳动作为基本形式，通过改变对象构建了人化的世界，体现了主客体关系。然而，劳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哈贝马斯将劳动视为主客体关系的体现，但作者认为它更深层次地反映的是社会交往。

社会体制和组织既是实践活动的背景，又通过实践得以构建和变革。生活世界中的日常实践同样重要，它们关乎生命再生产、文化延续以及物质与文化的消费和社会交往，体现了主体间关系和主客体关系的交融。不论是经济活动、政治参与还是文化艺术创造，实践活动的不同领域各有其目标，但最终都服务于人的存在和发展。

哈贝马斯区分了目的性行动（指向特定结果）和交往行动（关注人际关系），但作者强调这些领域的实践并非孤立，它们在人类世界的统一框架中相互关联。主体与客体、主体间以及主体与自我之间的多重关系构成了实践过程的现实性和多样性。主体对客体的变革建立起了主客体联系，实践中对象成为实现主体价值理想的手段。同时，实践活动中的主体与其他主体相互作用，并处理自我认同的问题。

主体间关系的概念超越了人与物的关系，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哈贝马斯将主体间关系与生活世界和语言沟通相联，但现实中它远比这复杂，渗透着价值和利益，在日常交往中体现得尤为复杂。理解、共识并非唯一形式，实际利益的协调也是主体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间关系既有内在性（个体存在于相互关联的社会），又有外在性（每个个体的独特存在）。语言沟通不能完全涵盖所有互动，现实交往中的默会之知对理解同样重要。

哈贝马斯和中国传统儒学对人格的理解有所不同。前者强调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后者则注重个人独处时的道德操守和个人完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并非孤立，它们在公共领域与个体领域的互动中相互影响。过度的社会化可能弱化个体认同，追求普遍共识可能导致忽视个体差异和自主判断，这可能导致认识论和价值观上的问题。

实践过程的理性化包括形式和实质两方面，涉及哈贝马斯和罗尔斯对理性和合理性的理解。前者侧重语言媒介下的程序合理性，后者区分了道德内涵的合理性与工具效率的理性。实践中，情感交流和理解是“感-通”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推己及人实践仁爱原则，这种情感外推体现了理性的形式和价值的内容，使实践活动具有实质意义的理性化。

儒家认为，道德实践建立在情感基础上，能普遍推行仁义价值观。遵循情理的政治决策，既合乎人情又符合常理，能实现中正之道。情理交融的观点超越个体感情交流，融入现实行动，体现了存在法则与实践意向的相互关联。实践活动的多元性和深度，揭示了人类社会互动的复杂性，以及理性与情感在实践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七章　实践活动、交往行动与实践过程的合理性(上)

实践过程的合理性或理性化涉及形式和实质两方面。在实质上，理性化不仅与道理相关，还与情感相联系，表现为合情合理，即普遍法则与具体情境交融，理性程序与情感沟通统一。实践理性的原则与这一内涵一致，有效原则既要求符合普遍法则，也追求符合物之情。然而，当代哲学往往忽视了理性化的这一层面，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它侧重于规范程序的合理性，而忽略了情与理的统一。理解实践过程的合理性需要从广义视角出发，兼顾情感和道理。



第七章　实践活动、交往行动与实践过程的合理性(下)

实践智慧是一种深层次的、融合了知识、经验和价值取向的内在指导力量。它超越单纯的知识，追求对事物的整体理解，并结合理性、情感和其他意识层面，形成一个综合的精神世界。在实践中，智慧以"道"的视角观察，兼顾整体观念与具体情境分析，遵循"度"的原则行事。

哲学史上，实践智慧有不同的理解和应用。道德原则是道义论的核心，它排除对行为结果的考量；而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超越目的意识；功利主义侧重于行为的结果，可能导致目的偶然化和机会主义。相比之下，实践智慧承诺明确的价值内涵，旨在实现总体上的有益，兼顾合目的性和合法则性，化解二者之间的张力，使它们在不同情境中达到具体统一。

实践中，普遍原则与特定情景的互动至关重要。一般原则为行动提供指导，但具体情境的差异和多变性要求原则灵活运用。实践智慧让人们在遵循普遍原则的同时，考虑特殊性，做出恰当选择，避免理论的空洞和经验的盲目，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有效结合。

理想性和理想化在实践中也需平衡处理。理想性驱使实践活动超越现实，追求理想境界；而理想化简化现实，便于研究。实践智慧需要肯定理想性，同时扬弃理想化，从理想过渡到现实，以适应实践需求。

实践智慧与实践主体的融合使其具有综合性特点。它不仅包含理性，还涉及德性和能力。德性关乎本体论和价值观，而能力体现自我实现和改造世界的力量。德性和能力的统一是实践智慧在主体中的表现，沟通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使得行动的目的和方式有了内在的一致性。

总的来说，实践智慧是一种深思熟虑、全面考虑的决策和行为指导力量，它融合了知识、经验、价值观、情感以及个体的能力和德性，帮助我们在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境中做出明智的选择。

第八章　实践智慧(上)

实践智慧在知行关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促使认识向实践转化，并加强个体作为认知与实践主体的内在联系。当实践智慧融入个人，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行动就能达到自觉的一致，这不仅体现在它们存在形态上的统一，更在于二者旨趣的交融。这种智慧在实践中表现为手与心的协调超越意识计划，技术得以内化为个体的存在。

轮扁斫轮的故事生动展现了这一过程：技艺无需繁复的文字记录，通过实践的传递，直接融入匠人的身体和灵魂。实践智慧不仅关乎个人的自我完善，如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所强调的，它还与人的道德成长紧密相连。康德对说谎道德性的探讨则进一步揭示了人类行为背后的深层道德法则。

哲学家们，如康德、亚里士多德，乃至后来的康德，都深入思考了人类行为和道德法则的本质。然而，他们可能并未充分挖掘实践智慧在改变世界上的潜力。尽管如此，他们的思想为我们理解实践智慧与个人成长、道德抉择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教导我们，美德并非天生具备，而是通过持续的实践和选择培养出来的。康德对说谎的道德分析则强调了行为背后的意图和普遍性原则的重要性。这些哲学观点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一次选择、每一次行动，都是实践智慧的体现和锻炼。

尽管实践智慧与自我完善紧密相连，但我们不应忽视它在塑造世界上的可能性。通过明智的选择和持续的努力，我们可以将个人的道德成长转化为社会的进步力量。实践智慧不仅关乎个体，也关乎集体，它是我们共同迈向更美好未来的指南针。

第八章　实践智慧(下)

作者对行动和实践问题的关注起源及研究历程，从2006年至2007年的斯坦福大学学术研究，到2010年《成己与成物》一书完成后转向此领域。书中部分内容曾在博士研究生讨论班讲授，通过讨论和发表于期刊，作者的思想逐步深化并进入更广泛的学术交流。文中还感谢了多位学者的评论建议以及出版社编辑的辛勤工作。



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