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专注于研究中国现代史。他在该领域著述颇丰，通过深入研究和广泛探讨，为我国现代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p>1944—1946年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争论，是两种对立的国家政体的争论，是争取一个怎么样的抗战结果的争论，因而也是国共两党政治对立全部历史关系的最高表现形态。本书对这一场长达两年的政争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集中论述了国共两党是如何由政争走向战争的。</p>
    <p>邓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专攻中国现代史，著述颇多。</p>

在1944至1946年间，国共两党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展开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实质上是两种对立国家政体的较量：联合政府和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统治。这一时期被视为国共关系从政治争斗走向战争的关键转折点。在谈判中，双方尝试将单一政党主导的政治体系转变为多党合作体制，但最终未能成功。

毛泽东提出全国性的政治要求，并认为中共应发挥决定性作用。随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和日军一号作战的推进，国民党军事形势恶化，而中共则积极准备迎接战后政治格局的变化。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新疆时表达了对国共关系的关注，为中美在这一问题上的互动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提出“根本调整”国共关系的要求，并希望借助美国的压力来削弱蒋介石的地位。中共提出了改组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治的性质。宪政运动由于脱离大众而成效有限，但联合政府的提出为第三方面提供了实际的政治利益，提升了其地位并调动了积极性。

面对丘吉尔的指责和美国援助不足的问题，蒋介石决定不再顺从英美，并公开表示愿意单独抗战。他拒绝了罗斯福关于史迪威继续留任缅北战场职务的要求，并发表双十演说强调自立自强的重要性。为解决国共谈判僵局，蒋同意赫尔利介入调解，但要求调停活动必须在国民党掌控下进行。

毛泽东和周恩来与赫尔利进行了多次会谈并达成了五点协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国民政府改组为联合国民政府的条款。然而，当赫尔利将这份协议带回重庆时，国民党高层对此表示不满并要求修改。新修正案的核心是将中共军队整编为国军，并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实质上仍是以交出军队作为前提条件。

蒋介石决定提前召开国民大会并实施宪政，以此作为对抗中共的总体战略方案。他希望通过国大代表选举和宪法制定来巩固国民党政权，并以还政于民为口号抗衡联合政府的要求。同时，蒋设计了一个临时手段——成立一个包含中共及其他党派成员的战时内阁，试图在现象上满足联合政府的需求，但实际上仍处于国民党的控制之下。

1945年初，在赫尔利斡旋下，国共两党进行了谈判。蒋介石提出战时内阁方案应对中共的联合政府提议，双方均制定了各自的策略和方案。毛泽东要求民盟参与谈判以改善其政治地位，并派遣周恩来赴重庆进行进一步磋商。国民党方面对民盟与中共的合作表示不满，但未能阻止民盟站到中共一边。同时，国共两党内部也出现了分化现象，孙科宴请了双方代表商讨联合政府事宜。在这一系列的谈判中，民盟作为第三方力量介入，使得政治格局更加复杂化，并为未来的政协会议奠定了基础。

这段历史揭示了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激烈斗争和复杂的外交互动，以及第三方面力量如民盟如何影响了当时的政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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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围绕政治体制问题展开激烈博弈。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试图通过国民大会结束训政，而中共则主张成立联合政府，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谈判中，国民党内部对中共问题也存在分歧。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介入谈判，试图调解矛盾，但国共双方在政治立场上的差异难以弥合，谈判最终失败。民盟等第三方面势力也积极参与，推动国共和解，但谈判仍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二战期间，国民党高层对苏联和中共关系存在担忧。唐纵和邵毓麟提出通过与苏联谈判分化苏共关系的观点，而王世杰、孙科等人担心苏军人华后可能与中共联合，影响中国内政。新疆三区起义的发生促使国民党推动宋子文访苏事宜。1945年2月，中苏正式进入谈判阶段，议题包括中共问题、东北问题和新疆问题。

1945年，中苏谈判背景是雅尔塔协定规定苏联参战条件，涉及中国东北权益。苏联希望恢复帝俄时代在东北的权益，中国方面则希望苏联支持恢复东北主权。美国在旅顺问题上支持苏联，使蒋介石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国共对峙加剧，蒋介石希望通过改善中苏关系解决中共问题。中苏谈判成为一次外交谈判掩盖下的政治谈判。

1945年，中国国民党政府与苏联进行的谈判，核心议题是外蒙古独立问题，以及旅顺港、中东铁路等领土和权益问题。国民党政府希望通过谈判维护国家主权，避免引起国内民众强烈反响。谈判中，双方围绕外蒙古独立、中共问题等展开激烈辩论。国民党政府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做出让步，同意战后由公民投票决定其独立与否。

中苏同盟条约谈判复杂，蒋介石与斯大林就外蒙独立、东北和中共问题等进行了激烈讨论。宋子文在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谈判过程中，双方就一些关键问题达成一致，但也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条约签署后，引发了国内外的争议和讨论。

斯大林出席签字仪式并发表讲话，表示苏联政府与中国为友，希望中国军力强盛。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说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各项协定已与苏维埃正式签订。条约签署后，宋子文与钱昌照赴美国，王世杰返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签约经过。条约最终获得批准。

蒋介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唐纵提出邀请毛赴渝谈判的建议，蒋通过公开发表诚恳措辞的邀约，试图展示其宽广胸怀。朱德代表中共提出强硬要求，但蒋继续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最终，中共决定派周恩来前往与蒋介石接洽，为谈判铺路。

毛泽东在1945年8月23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蒋介石利用合法地位使日本向他投降，共产党未能争取到应有利益。毛泽东认为美国势力限制共产党发展，占领大城市会导致美国干涉。尽管如此，毛泽东表示中共准备走法国的道路，强调只要军队在手就有办法应对困难。

斯大林两次来电敦促毛泽东赴渝谈判，毛最初持保留态度，但最终决定亲自前往重庆商谈和平建国事宜。中共内部对是否参加政府存在分歧，但最终同意以让步换取国民党对部分诉求的承认。蒋介索单方面坚持毛泽东必须赴渝谈判，毛在权衡利弊后决定亲自前往重庆，争取主动权，并做好了可能面临城下之盟甚至被捕的心理准备。这次政治逆转决定了即将到来的国共谈判中双方各自的态势，共产党从提出参加联合国会议等国际要求转变为向国民党让出部分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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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谈判期间，国共双方围绕军队和解放区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毛泽东与民主党派人士沟通时强调中共武装的重要性，并指出没有这些力量，其他政党也难以获得应有的政治地位。周恩来提出暂维现状的建议，但国民党方面对此设定了限制条件，如允许其在河北、山东驻军并控制交通线。双方对“暂维现状”原则达成一定共识，但在具体实施上仍存在分歧。

此外，国共双方还讨论了政协会议问题，并就解放区的行政管理权进行了进一步谈判，但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共坚持保留其在冀、鲁、察、热四省的治理权，而国民党则主张由其任命官员主持这些省份的行政工作。周恩来认为用人不应以党派为界限，提出中共人员也可担任相关职务。然而，张治中对此表示担忧，认为这可能引发对中国分裂的疑虑。

谈判过程中，民主党派人士如蒋匀田提出了从民主政府角度出发解决问题的观点，建议国共双方讨论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并让其他少数党派领袖参与会谈。毛泽东虽未直接回应这一提议，但表达了希望这些观点能够实现的愿望。

重庆谈判的历史背景和过程显示，在1945年9月27日开始的谈判中，国民党对中共的敌意和内政、外交方针的不确定影响了谈判进程。尽管双方在10月10日正式结束前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内容，但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遗留问题。

毛泽东指示各战略区负责人将主要作战方向转向东北，并巩固华北、华中地区的防御力量。此前刘少奇曾指示分散兵力以保存实力，但随着苏军撤离时间临近，方针迅速调整为集中主力控制重要城市和地区，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彭真总结了这一时期中共在东北的四个阶段部署：初期分散兵力、随后集中力量、再分散以巩固地方武装、最后再次集中主力进行决战。

国共两党在战后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推进和对峙情况复杂。蒋介石原本希望通过中苏条约获得苏联的支持来接收东北，但中共的迅速进军打破了原有的安排。国民党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内政冲突使得东北问题变得复杂。苏军执行中苏条约的同时倾向于支持中共，导致国民党军队难以顺利进入东北。

蒋拒绝魏德迈提出的东北托管建议，认为苏联不会接受这一方案，并且他不能显得软弱或无力应对内部问题。随着苏军撤退日期的延期，国共双方对苏军意图有了新的认识和判断。中共调整战略，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稳固基础，并考虑控制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区以应对可能的不利局势。

国民党在东北接收过程中的困境在于与苏联在经济合作问题上产生分歧，导致接收工作停滞不前。蒋经国访苏后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反而加深了双方之间的误解。同时，国共两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也存在分歧，使得国内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马歇尔使华试图调解国共关系，但效果有限。

1945年12月7日，美国国务卿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中国局势发表的讲话肯定了蒋介石政府在民主政治方面取得的成果，但也指出需要扩大民主范围，让更多团体参与。他强调，美国将利用其影响力促使中国政府与共产党和其他党派达成妥协。杜鲁门总统派马歇尔将军赴华旨在通过政治协商达成和平，组织一个联合政府。这些举措和声明对中国政治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五谈判的主趙与双方的策略

政协会议是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无党派人士五方组成的，实际上主要由国共两党和第三方面构成。会议议题从最初的三个议题拓展至五个议题，包括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和宪法。各方代表围绕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该会议性质特殊，既被视为党派会议，又具有一定的国会性质，可以代行国会职权。会议前，各方舆论活跃，第三方面要求成立联合政府，而国民党则倾向于采取妥协政策。

在1946年的政协会议中，关于联合政府、政府改组、和平建国纲领和军队国家化等议题，国共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双方在名词上达成妥协，实质上接受了对方的观点。在政府改组问题上，国民党提出了扩大政府组织的方案，但遭到了党外人士的一致反对。和平建国纲领被确定为过渡时期的施政临时法，具有准宪法性质。军事小组则集中讨论了军队国家化和军党分离问题，最终通过了两项原则。

这次会议充分反映了中国当时政治的复杂性和各方利益的博弈。在联合政府问题上，国共双方虽然存在分歧，但最终通过妥协达成共识。政府改组方案的提出和反对，展现了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合作。和平建国纲领的制定，为过渡时期的施政提供了法律依据。军事小组的讨论成果，为军队国家化和军党分离奠定了基础。

政协会议的召开，对于当时的中国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各方代表在会议中的争论与共识，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这次会议不仅体现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博弈，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各方代表的共同努力下，政协会议为中国政治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政协会议的组成、议题与性质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政协）期间，多党制与一党制的对立成为主要议题。国民党全面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蒋介石认为对共产党的宽容是误事之举。虽然政协五项协议未能真正实施，但其最大的成果在于彻底批判和清算了一党训政制度。自1944年中共提出联合政府以来，国共双方围绕这一对立进行了多次交锋，导致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治声望从抗战胜利后的鼎盛时期迅速跌落，并最终退出大陆。

政协的成功被广泛赞誉为和平革命，但内部的不满和分歧也逐渐显现，特别是对宪草修改原则的争议成为日后攻击政协协议的一个焦点。自1944年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号起，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围绕这一对立，国共先后展开三次正面交锋，分别以日军的一号作战、中苏条约和蒋介石垄断日军受降权、杜鲁门声明和马歇尔使华为背景。三次交锋中，双方通过妥协达成共识。政协会议后，中国政局呈现出复杂的多向发展现象。

1946年初，中苏双方围绕东北日资企业归属问题的争执。国民党政府试图通过局部满足苏联要求来换取对方同意其军队进入东北接收，但谈判进展缓慢且充满波折。张莘夫事件的发生加剧了紧张局势，并被视作苏联不愿移交抚顺煤矿的具体表现。宋美龄前往长春试图缓和关系，但苏军仍坚持经济合作作为撤兵的前提条件。中苏在这一问题上的僵持不下导致东北的工矿设备开始遭到拆卸运回苏联，中国在此方面的利益受损。美国介入该问题，认为满洲工业应为盟国共同所有，进一步复杂化了局势。

1946年2月发生的反苏反共游行示威活动及其背景。东北问题成为焦点，国民党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并试图通过武力解决。雅尔塔会议周年之际，美、苏、英三国公布密约引发中国知识阶层对苏联不满，加上苏军逾期未撤和经济合作要求，导致民众情绪激昂。重庆学生率先发起游行示威，随后波及全国主要城市，社会文化名流也加入其中发表抗议宣言。国民党高层对此有所顾虑但并未强力阻止，反而放任反共成分的发展。

1946年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背景和争论焦点集中在政协宪草原则的修改和东北问题上。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孙科、邵力子等进行多次磋商，试图达成共识。然而，二中全会的情绪依然激动，蒋介石面临信任危机。同时，国民党内部出现了革新派，要求党内改革，使得政学系势力受损并开始衰落。

在宪草原则问题上，国共双方对五权宪法的诠释存在分歧，国民党试图以国父遗教为依据对宪草进行修改，而中共坚决反对。在东北问题上，国民党坚持将东北问题视为外交问题，而中共则认为是内政问题。这两个焦点最终形成两个死结，标志着双方没有回旋余地，政治的继续只能是战争。

四平之役既是军事上的局部决战也是政治上的全局性决战。战役起源于东北局势演变，国共两军在苏军撤离后迅速在四平形成大规模战略对峙，双方围绕四平展开激烈争夺。中共集中兵力，力求取得胜利；国民党军也展开南北两线进攻，双方在四平展开激战。四平之役成为决定国共在东北地位的关键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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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在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博弈激烈展开。中共意图占据长春以提升政治地位，国民党则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实现长春的接收。在四平的决战中，中共占据长春，毛泽东指示东北局采取守城策略，并在四平地区集结重兵与国民党展开决战。这一系列事件凸显了国共两党在东北问题上的政治和军事对抗，以及双方在谈判中的策略和立场。

1946年中共进占长春后，国民党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全面陷入困境。中共进占长春基于对马歇尔能够迅速制止战争的判断，但马歇尔的调停并未成功。国民党内部分歧严重，对中共政策的争论加剧，经济合作问题也完全失效。马歇尔提出停战方案，但遭到蒋拒绝，最终退出调停。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局势的复杂性和动荡性。

马歇尔在调停国共冲突中试图通过退出调停，向双方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各自做出让步。然而，真正决定双方能否让步的关键在于四平的战局。中共在四平的战局处于劣势，最终被迫让出长春。马歇尔试图通过设立军调部前进指挥所进驻长春的方式来解决长春问题，但最终未能成功。国共双方在东北的战争局势逐渐明朗，双方的战略和战术也发生了变化。

四平之役后，国共双方在停战令和谈判议题上的角力加剧。蒋介石坚持东北主权问题由国民党接收，并要求美国代表拥有决定权，以确保中共遵守协议。周恩来则反对美方的决定权，认为这将使美国陷入困境。马歇尔试图调停，但因蒋未满足其条件而激怒。蒋借故拖延返回南京，加剧了紧张局势。最终，蒋介石发布有条件停战令，规定15天内解决东北冲突、恢复交通和实施军队整编等议题。这标志着国共谈判议程被纳入国民党主导的框架中，反映了四平之役的政治影响。

在国共谈判中，周恩来代表中共力求将三项谈判分开，以期分别解决问题，并推迟内战爆发时间。国民党方面则坚持三项协议同时签字，以避免拖延。交通恢复问题很快达成一致，但东北停战案中的美方决定权成为争议点。最终，中共同意了美方在调查方面的一定职权，但未接受国民党提出的6月7日位置恢复方案。整军补充案中关于军队驻区和数额的分歧导致协议未能签署。蒋介石头两次提出中共在东北的师数，并建议调整关内地区军队部署，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

国共内战前夕，南京谈判的紧张与曲折可见一斑。双方围绕军队驻地、整军方案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中共坚持自己的立场，国民党则试图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迫使中共就范。随着谈判的深入，双方在苏北等地的地方行政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谈判陷入僵局。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国大，取消政治谈判，标志着国共关系的破裂。南京谈判最终以失败告终，为全面内战爆发埋下伏笔。

民国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复杂关系可见一斑。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采取“不宣而战”的策略，避免公开讨伐共产党，以维护国家形象和政府地位。然而，这种策略也导致了国共关系的持续紧张。南京谈判虽然以议和为主题，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反映了战争与和平的政治规则。国共两党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展开长期较量，这一对立既是民国政治逻辑发展的结果，也是其历史局限的体现。民国政治的逻辑强调政治与武力的统一，而国共两党的关系转型则是在这一逻辑指导下进行的。此外，民国政治中还存在第三方面的政治主体，如民盟，他们在国共两党之间寻求平衡，但最终也未能逃脱民国政治逻辑的束缚。

马歇尔使华期间，试图将西方民主原则引入中国，改变民国政治的逻辑，但最终未能成功。马歇尔在中国调停国共冲突的经历，揭示了国共双方在原则和细节问题上的分歧。马歇尔试图将美国的两党制政体移植于中国，但这一设想因缺乏实际基础而难以实现。同时，民国政治的逻辑和历史局限也导致了国共谈判的失败。民国政治的逻辑以武力为基础，而谈判的本质却是制止武力，这种矛盾使得谈判陷入困境。马歇尔调停活动的失败，反映了民国政治的困境和西方原则在中国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