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社会思想论丛，ISBN：9789570804768，作者：林育生著
 林毓生（Yu-sheng Lin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教授、当代著名学者，1934年生于沈阳，原籍山东黄县，7岁时移居北平，14岁随家人迁入台湾。1958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1960年赴美深造，197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并任维吉尼亚大学访问助理教授。1970年开始执教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学系，主讲中国思想史，于2004年退休，改任该系荣誉教授。1994年当选为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 林毓生教授的著作主要有：The Crisis of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Era（1986）（该书中译本《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苏国勋、崔之元校，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a href="javascript:void(0)" class="j a_show_full">(展开全部)</a>

書名頁

关于如何构成政治秩序的多种观念，探讨了容忍与自由在胡适、毛子水与殷海光对“容忍与自由”的解读中的重要性。进一步阐述了思想史中“理念型分析”的概念，并以“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为例，说明了近代中西文化接触的历史意义。此外，还涉及了政教合一与政教分离、法治与道德使命感等议题，以及对于多元社会、知识分子与中国前途等问题的探讨。



在学术座谈会上，作者对自由、民主与法治等自由主义基本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指出，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这些观念在中文世界中相对陌生。通过分析胡适和殷海光的容忍与自由论述，作者揭示了儒家思想对政治秩序的影响及其与西方法治观念的差异。他强调，推动法治和民主需要超越历史局限，并呼吁社会力量参与法治建设。

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儒家“内在超越”的宇宙观对中国法治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强调人的内在力量，使道德与思想成为政治秩序的基础，难以形成西方的法治观念。西方自由主义与儒家思想在政治权力、道德改造和社会秩序方面存在不同观点。西方自由主义强调政治权力的限制和制衡，而儒家思想则认为政治道德化是理想状态。

文章指出，两种思想在实际应用中都存在困境。儒家思想可能导致政治人物权力滥用，而西方自由主义则面临制度建立和实施的挑战。同时，文章还探讨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指出其并非单线式思想构建，而是历史演变的复杂结果。

在讨论中国法治与民主建设的艰难历程时，作者强调传统包袱沉重，法治非一蹴可及。批评了将无法建立法治归咎于中国人自私的观点，并指出美国人的行为优越主要得益于其制度安排合理。作者强调法治对社会资源发挥建设力量的重要性，提出执政党应公布开放党禁的时间表，配合新的社会力量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政治秩序，使政治斗争变成竞争，推动中国民主基业的发展。

兩種關於如何構成政治秩序的觀念——兼論容忍與自由

胡適先生在晚年对容忍与自由的看法中，强调了容忍在构建自由社会中的关键作用，他认为容忍不仅是自由的体现，更是其前提。然而，他在论述中并未深入探讨政治权力的限制问题，而是主张通过法治制度来约束政治权力。同时，文章也对毛子水先生和殷海光先生对胡適先生《容忍與自由》的回应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探讨了思想史中“理念型的分析”的意义与作用。文章指出，在研究历史事件时，需要从多角度和层面去思考，以获得更全面的认知。

毛子水先生则对制度的重要性进行了观察，他认为制度的重要性可以超越思想文化的改造。这一观点与五四时期的主流反传统思潮相悖，但可能只是五四思想的个别现象。毛子水先生认为，制度的建立无需以思想改造为前提，但在推动法治建设和系统性理论辩解方面，他却感到困惑。文章还讨论了胡適关于“容忍与自由”的观点，指出胡適的观点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局限性，并强调了法治在促进自由中的关键作用。

在胡適先生的论述中，容忍被视为自由的基础，这一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自由社会的发展。然而，他在论述中并未涉及政治权力的限制问题，这导致他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不足。为了弥补这一不足，胡適先生主张通过法治制度来约束政治权力，这一观点有助于保障公民的自由。

毛子水先生则从制度的角度出发，认为制度的重要性可以超越思想文化的改造。这一观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在构建自由社会的过程中，制度的完善至关重要。然而，在推动法治建设和系统性理论辩解方面，毛子水先生感到困惑，这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文章通过对胡適先生和毛子水先生观点的分析，指出胡適先生在“容忍与自由”方面的观点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局限性。同时，文章强调了法治在促进自由中的重要作用，这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在构建自由社会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出发，既要关注思想文化的改造，也要重视制度的完善，从而为公民的自由提供坚实的保障。

對於胡適、毛子水與殷海光論〈容忍與自由〉的省察——兼論思想史中「理念型的分析」

近代中西文化接触的历史背景中，“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成为了一道复杂的历史课题。文章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多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度和权威性，普遍认为思想文化改革是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的先决条件。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未能与传统文化取得“协议”的原因，我们发现五四时期全盘反传统主义和全盘西化论的影响，以及保守主义与现代化运动的敌对态度起到了关键作用。

博兰霓和孔恩的知识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他们强调传统思想模式对知识追求的深远影响。基于这一观点，文章探讨了中国文化危机的解决途径。

尼格爾在书中对“天”的解释，为我们理解中西文化差异提供了重要启示。他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天”与西方有机式一元论中的“超越意志的天”有所不同。尼格爾强调“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其中“天”具有内在超越的意义。他引用了牟宗三、Benjamin I. Schwartz和余英時等人的著作来支持这一观点。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存在局限性。他们普遍认为，思想文化改革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然而，五四时期全盘反传统主义和全盘西化论的影响，以及保守主义与现代化运动的敌对态度，使得中国现代化进程充满挑战。

博兰霓和孔恩的知识论为我们揭示了传统思想模式对知识追求的影响。要解决中国文化危机，我们需要从传统思想中汲取智慧，寻求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尼格爾对“天”的解释，提醒我们关注中西文化差异，进一步探索“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总之，近代中西文化接触的历史背景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局限性，以及传统思想模式对知识追求的影响。通过博兰霓和孔恩的知识论以及尼格爰对“天”的解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探索中国文化危机的解决途径。

近代中西文化接觸之史的涵義：以「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為例——為紀念張君勱先生百齡冥誕而作

“内圣外王”这一传统中国儒家最高理想，强调政治领袖道德品质的重要性。然而，现实中昏君暴君众多，导致政统与道统存在分歧。尽管如此，传统儒者并未动摇政教合一的信念，反而强调维护道统，以抗礼现实统治者。这与西方政教分离观念不同，西方认为政治与精神生活应各自独立，政治权力有限。在中国，政治权力与精神世界相互交织，形成独特的政教合一制度。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国仍需努力改造社会，实现政治权力有限化。



政教合一與政教分離

法治的重要性和它与自由、民主的关系。文章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出发，探讨了法治思想的起源和发展。法治起源于司法机构，最初是对国君和臣民行为的合法性裁定。在历史上，法治的发展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演变，其中，英国大憲章的签署是法治发展的里程碑。法治的核心理念是法律至上，即行政和立法机构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行使职权。文章进一步阐述了法治与自由、民主的关系，指出法治是保障个人自由和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手段。最后，文章强调了法治的重要性，并指出法治下的社会是自由、公正和高效的。



法治要義

台湾丰原高中禮堂倒塌事件，揭示了校方缺乏意外灾害救援计划，政府没有建立应对灾害的协调制度，以及公共工程存在偷工减料和设计不周的问题。事件暴露了社会道德危机和法治缺失，作者呼吁加强法治建设，以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文章进一步分析了道德危机的根源，指出传统文化中道德重建的重要性，但也提出了道德重建与法治建设的辩证关系，强调法治的优先性。同时，作者也指出了法治不能取代文化，提出了多元发展的观点。



法治與道德

思想与文化的混乱状态，指出一些人对传统文化的不当解读和误解，如易經的原子学说和法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冲突。同时，批评了崇拜胡适和“保釣”运动等行为，认为这些行为忽视了历史条件和现实环境，导致思想混乱。作者强调，中国知识分子应培养历史意识，理性思考，以更好地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使命感、歷史意識與思想混淆

作者在讨论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时，对墨子刻教授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作者认为墨教授在讨论中存在对作者观点的误解，并强调了自己的立场：并非主张减少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而是强调要理性地运用使命感，避免乌托邦主义的错误。作者指出，过分热烈的使命感可能导致道德优越感和自我陶醉，阻碍问题的解决。作者主张在坚持传统使命感的传统基础上，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使其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同时，作者对墨教授关于乌托邦与实际调和的观点表示质疑，认为乌托邦与实际无法调和，应该以责任伦理取代乌托邦思想。此外，作者还对墨教授对殷海光先生的评价提出了异议，认为墨教授对殷先生的批评存在误解，并质疑墨教授的立场和动机。



再論使命感——兼答墨子刻教授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有的身份自觉与使命感，他们重视人格尊严，以国家天下为己任，追求政治与社会层面的理想。这种自觉体现在清流与濁流的观念中，即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信念。然而，随着经济发展与民主观念的冲击，清流与濁流的界限逐渐模糊，许多知识分子陷入迷茫。作者呼吁知识分子应保持自我认同，通过思想现代化，保持清流与濁流的分野，以使命感和精致文化滋养生活，推动民族复兴。



清流與濁流

楊國樞教授對台灣社會是否為多元社會的討論。教授認為台灣社會雖然在某些方面呈現多元現象，但同時也存在傳統中國社會的遺留問題，如缺乏法治傳統、政教未能分離等。他指出，台灣社會正處於轉型期，且多元與傳統並存，難以明確界定其性質。此外，教授批評了楊國樞先生根據新聞報導批駁其講演的不當行為，並指出楊先生對台灣社會多元化的看法存在偏差。最後，教授強調了實徵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性，並對楊先生使用「以海外學人之尊」這樣的用語表示不滿。



台灣究竟是不是一個多元社會？——簡答楊國樞教授

楊國樞教授將「多元社會」解釋為社會各方面分殊化的現象，但作者認為，若沒有個人自由的保障，則這種分殊化不能稱為真正的多元。作者強調，只有在法律保障下，不損害他人自由的前提下，個體才能自由地發表意見、組織社團、從事個人活動，這才是多元社會的真實樣貌。作者引用西方政治與社會哲學的傳統文獻，強調法治是自由社會的基石，並詳細解釋了法治在自由社會中的重要性。

作者批評楊國樞教授用量化與枚舉式分類來解釋多元社會的方法，並指出此方法的問題。此外，作者對楊國樞教授的觀點進行了公開答覆，並對其進行了分析和釐清。

關於台灣社會發展，作者認為台灣在社會轉型期未必能夠建立起真正的法治多元社會。作者批評了過度強調「歷史必然趨勢」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如阻礙變革，以及使人们忽視實際問題的解決。作者進一步探討了自由主義、法治與人文学素養之間的關係，並提出法治需要人文素養的支撑。雖然自由主義並非完美，但作者認為在面對中國問題時，自由主義有其價值。

作者強調，多元社會必須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並要求保障個人自由。在台灣的社會發展過程中，面對歷史必然趨勢的強調，我們應當警惕其可能帶來的阻礙，並注重法治與人文素養的培養，以實現真正的多元社會。

什麼是多元社會？——再答楊國樞教授

在台湾社会转型期，执政党面临诸多挑战。随着经济繁荣和社会多元现象的增多，传统的权谋政治已不再有效。为适应新形势，执政党需重新定义政治利益，从军事、情报和法令支持，扩展至法治秩序的建立，以赢得民众支持。

在多元化的台湾社会中，现代技术文宣收效甚微。关键在于开发公民认可政权合理性的资源，如保障人权和促进个人自由。这些措施不仅能增强社会成员的向心力，还能提升社会秩序与士气。

法治与民主在台湾至关重要。若执政党能建立法治和推行民主，不仅不会失去政权，反而能巩固其地位。然而，传统观念影响下，政治领导层可能对这种改变持保守态度。文章建议成立专门委员会推进法治建设，通过政府资助文化基金会推动文化建设。

司法独立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法治能有效促进社会秩序。作者呼吁政治领导层要有冒险精神，彻底改变基本态度与取向，以实现台湾的进步和繁荣。

處理政治事務的兩項新觀念——兼論為什麼建立法治是當前的第一要務？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启蒙运动的里程碑，它在推动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和社会的进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五四人物资源有限，他们的言论往往模糊不清，反映了意识危机多于真正的启蒙。在五四精神、目标和思想在台湾的发展中，经历了从隔阂到接受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初期，台湾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评价五四运动，他们既继承了五四的精神和目标，又超越了五四的局限，开始关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乡土文学、现代诗的批判运动、民族主义情感、经济起飞等因素共同推动了台湾社会的思想变革，为五四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紀念「五四」六十五週年

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发展历程，从第一代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等引进自由民主观念，到第二代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胡适等反传统思想，再到第三代知识分子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以自由民主为宣传工具，以及第四代知识分子殷海光等以实践凸显道德尊严，最后到当代知识分子以法治为基础推动自由民主。文章强调，自由民主的实现需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并指出知识分子在推动自由民主运动中的使命和责任。



中國自由民主運動的回顧與前瞻

作者对胡適思想的感悟，特别是在阅读胡適的《易卜生主義》与《我們對於西洋文明的態度》两篇文章时，作者对个人主义和中西文明的看法产生了深刻的思考。作者在少年时期受到胡適思想的影响，开始关注个人独立和自由，同时也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随着对西方思想深入了解，作者发现胡適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存在误解，其背后隐藏的“无政府主义”成分可能引发自私自利的问题。作者进一步探讨了中西文明的差异，认为两者都有精神和物质成分，难以简单比较优劣，并提出在考察文化现象时应注意的几个原则。



漫談胡適思想及其他——兼論胡著〈易卜生主義〉的含混性

鲁迅，一位思想深邃的作家，在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社会危机中，以其独特的逻辑感和具体感，展现出对事物和思想的严谨思辨能力。他的创作和评论，为五四运动反传统主义提供了实质内容和动力。然而，他内心的矛盾和精神紧张也显而易见，与五四运动中的知识分子阶层并不完全一致。

鲁迅对中国诸多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但他反对任何简单的解决方案。他认为中国的问题远比任何拟议中的解决方案要复杂。他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并致力于解决中国的诸多弊端，为此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儒家思想对鲁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随感录三十八》和周作人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兄弟二人共同持有这一观点。儒家思想倡导“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逝的方法”，这种观点在五四运动反传统主义的兴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欧梵对鲁迅“过客”的讨论，以及韦伯关于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著作，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影响。喀尔文教派抑制宗教神秘情感，导致个人内心孤寂，从而追求现世财富。这种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五四运动反传统主义的兴起。

鲁迅在批判传统的同时，也深刻地反思了传统文化的价值。他认为，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既要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也要继承其中的精华。这种思想特质使得鲁迅在五四运动中独树一帜。

鲁迅的作品和思想，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后世也具有启示意义。他的逻辑感和具体感，严谨的思辨能力，以及对中国问题的深刻理解，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鲁迅的精神，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挑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魯迅思想的特質

韦伯提出了两种伦理观——责任伦理和意图伦理。意图伦理基于宇宙理性主义，认为善的动机必然带来善的结果，但往往忽视了实际后果，导致行为者倾向于归咎于外部因素而不承认自身责任。责任伦理则认识到世界的非理性和不完美性，强调行动者需对其可以预见的行为结果负责，并在政治领域中使用道德上中性的手段以达成目标。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儒家将政治视为一种道德教化的工具，而法家则主张彻底的不道德化，追逐权力而不顾后果。鲁迅接受了这种二分法，认为政治要么是道德的，要么是不道德的，无法是非道德的。他肯定了儒家的理想追求和法家对现实的理解，但未能发展出一种独立的政治制度观或责任伦理观。

鲁迅的政治观念认为政治是一种污秽的游戏，但他因道德理想而投身其中，对政治现实深感疏离。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有深切的同情，并视其为解释社会与历史的重要工具。然而，他的左倾主要是一种道德行为，而非政治行为，这使得他无法有效参与政治过程。鲁迅对政治的鄙夷和拒绝，使他未能真正对改善中国政治品质做出贡献。

鲁迅的政治观念中，他接受了一种简单的二分法，即政治要么是道德的，要么是不道德的。这种观念源于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认同，即儒家与法家的对立。鲁迅肯定了儒家的道德追求，同时也理解了法家对现实的理解。然而，他未能发展出一种独立的政治制度观或责任伦理观。

鲁迅认为政治是一种污秽的游戏，但他仍然出于道德理想而投身其中。他深感政治现实的疏离，尽管他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的同情，但他的左倾主要是一种道德行为，而非政治行为。这使得他无法有效参与政治过程，也无法对改善中国政治品质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鲁迅的政治观念中，他坚持了对政治的鄙夷和拒绝，这导致了他未能对政治领域产生积极影响。尽管他在道德和理知方面具有伟大的人格，在政治操纵与权谋面前坚守自我，展现知识分子的完整性，但他的政治观念未能为中国政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尽管如此，鲁迅在道德和理知方面的贡献，以及他在政治操縱与权謀面前所展现的知识分子的完整性，仍值得我们尊敬和思考。

魯迅政治觀的困境——兼論中國傳統思想資源的活力與限制

民初时期，随着“科学主义”的兴起，一场关于科学与玄学的激烈论争随之展开。这场论争的导火索是丁文江对张君勱的批评，双方在科学方法与人生观的关系上展开了深入的辩论。张君勱认为科学无法解决人生观问题，而丁文江则坚信科学方法能够解决一切知识问题。然而，双方都存在对科学方法的误解，丁文江过分强调归纳法，而张君勱则认为主客观完全分离。这场论争实质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本质的探讨和对传统文化结构的反思。

传统文化的崩溃对中国社会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崩溃与政治秩序的瓦解以及中国缺乏对抗西方文明的资源和思想密切相关。尽管传统文化质素在结构崩溃后仍存续，但缺乏创造性的转化，导致社会和思想上的迷茫。在传统有序的文化世界中成长的知识分子，面对结构崩溃和文化危机，产生了焦虑，急需确定的信仰。胡适和张君勱等知识分子将科学作为宗教崇拜，寻求确定性和绝对真理。

同时，中国特有的有机式思维习惯和一元论思想模式，使人们在多元世界中忽视观念的局限性，主张观念贯穿一切，这也与中国科学主义的兴起有关。然而，科学主义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也产生了阻力，导致对科学本质和方法的理解偏差，以及对科学探索中主客观沟通的忽视。

这场论争揭示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科学真理的过程中，对科学本质和方法的理解存在误区。在探索科学的过程中，他们过于强调科学方法，而忽视了主客观沟通的重要性。同时，传统文化结构的崩溃，使他们在思想和文化上产生了迷茫和焦虑，急需寻求确定的信仰。

总之，民初时期“科学主义”的兴起及其对“科学与玄学论争”的影响，不仅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本质的探讨，也揭示了传统文化崩溃对中国社会和思想的深远影响。在追求科学真理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科学本质和方法，同时也要关注传统文化结构的重建，以促进社会和思想的健康发展。

民初「科學主義」的興起與涵義——對民國十二年「科學與玄學論爭」的省察

胡適和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梁漱溟強調文化發展的規律性和各文化精神的導致作用，他主張全盤接受西方的科學與民主。胡適則認為文化不必強求一體化，各民族的生活其實大同小異。對於胡適的「有限可能說」，梁漱溟提出了反駁，他認為各民族文化有其獨特的風氣，並非胡適所謂的「大同小異」。這場辯論揭示了兩位思想家對文化、歷史和現代化的不同理解。

梁漱溟認為，文化差異是每個民族特有精神導致的，他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和民主。然而，胡適認為各民族在解決環境問題上方法大同小異，文化差異只是因時間和環境造成的暫時不同。對此，梁漱溟質疑胡適的「有限可能說」，並指出不同文化的獨特性。

梁漱溟還強調印度文化的特殊性，他認為印度人解決飢餓問題的方法並非只是「吃」，而是通過精神上的解脱來解決。這與胡適的文化調和論形成對比，梁漱溟認為胡適過於客套，沒有提出具體的文化調和途徑。

從這場辯論中，我們可以看出胡適和梁漱溟對文化、歷史和現代化的不同看法。胡適認為各民族文化大同小異，而梁漱溟則強調文化差異和獨特性。這場辯論反映了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態度。胡適主張全盤接受西方文化，而梁漱溟則認為要尊重各民族的文化特色。這兩種觀點對當時的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胡適與梁漱溟關於《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論辯及其歷史涵義

知識分子在中国未来發展中的角色和特性。文章指出，當代知識分子受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影響，具有特殊的使命感，與西方知識分子的專業精神有所不同。然而，台灣知識分子在現實中常感疏離，對社會商品化和政治教條化有疏遠感。為了超越庸俗和含混，知識分子應尊重知識，從低處出發，並參與政治或社會活動。文章還提到，台灣社會存在許多問題，如環境污染和貧窮，知識分子應積極參與社會工作，促進社會多元化發展。對於中國未來民主政治的發展，文章建議建立法治、政黨合作、法治式解決問題和建立尊重法治的公民文化等。



知識分子與中國前途

新儒家在推广民主理论时面临的困境。他们认为，民主与科学并非源自中国文化，而是中国原有文化理想更高更大的伸展。尽管他们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民主与科学，但他们强调这些理念是“依其本身之要求”所应当伸展出来的。他们提出，民主与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种子”与“内在要求”，并从儒家思想中寻找支持。然而，他们的理论在历史与现实面前显得单薄无力，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未必然蕴含要求与发展的民主思想资源。作者进一步分析了新儒家理论的困境，认为其过于强调中国思想自身的力量，忽视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新儒家在中國推展民主的理論面臨的困境

在五四运动中，反传统主义并非全面否定传统文化，而是通过对传统思想模式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其局限性。作者指出，这种反传统主义与全盘西化论一样，都是整体主义思维方式的体现，其根源可追溯到儒家思想中“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观念。作者通过分析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物，发现他们在肯定传统的同时，并未放弃反传统主义的立场。这种思想混乱与僵化，正是由于这种整体主义思维模式所导致。

中国第一、二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肯定思想力量在人类事务中的优先性与决定性影响力，并预设了“借助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因为他们认为通过思想文化的变革，可以推动社会进步。作者提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变革的关系，应采取“创造性转化”的观点，即通过多元思考模式重组和改造传统文化元素，使其成为变革的有力资源。这种转化应基于对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以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

邁出五四以光大五四——簡答王元化先生

海外学者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其中一些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五四运动是偏激的，甚至将之与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甚至认为五四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先河。作者对此表示不同意，认为这些观点是基于对新儒学和对儒家文化的推崇。作者指出，五四运动并非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是对儒家文化中的“吃人礼教”进行了批判。同时，作者也指出了五四运动的一些不足，如对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以及传统文化的全面再认识不足。作者认为，五四运动的精神在于反对封建主义和推动思想解放，同时也应该对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进行继承和发展。



論傳統與反傳統——從海外學者對「五四」的評論說起

“創造性轉化”这一概念，强调它是一种将传统元素与现代需求相结合的方法。文章指出，这种方法反对简单全盤否定传统或全盤西化的极端观点，主张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有选择的吸收和改造。文章以家庭制度为例，说明了如何在保持传统价值的同时，结合现代观念进行创新。同时，文章也批判了将家庭伦理政治化的错误做法，强调了家庭与国家在社会结构中的独立性。



什麼是「創造性轉化」？

意识形态的没落，指出共产革命造成的计划经济在苏联和中国大陆均遭遇失败，西方自由经济则取得成功。同时，苏联和中共开始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上不再与西方敌对。左派意识形态已完全没落，右派因失去攻击目标而式微。意识形態被界定为对人、社会和宇宙的认知与道德信念的通盘形态，具有系统性、封闭性和道德情操的诉求。从台灣现状与未来来看，右派与左派意识形態均渐趨式微，未来将根据事实与理性从事建设。建设重点包括改善生活环境和推展民主政治。



意識形態的沒落與台灣的前途

《中國意識的危機》一书，通过比较思想史方法，分析了五四时期全盤性反傳統思潮的根源、性質與歷史涵義。书中指出，这种思潮源自中國傳統的政治秩序與道德、文化秩序，以及“天命”觀念。五四人物在深層意識中受到傳統有機式一元論思想模式與“政教合一”傳統的影響，導致他們對傳統進行全盤否定。作者認為，中國思想文化現代化必須超越五四式形式主義，進行創造性轉化。



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