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和《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後，江勇振教授推出《舍我其誰：胡適，第三部：為學論政，1927-1932》。
1927至1932年這段期間，是胡適在思想上變化極大的一個階段。一方面，他提出中國比日本更為現代化的奇論；另一方面，他對中國歷史傳統的評價極為負面，他說，中國思想史，其實只是一部寒傖史。
胡適在1926到1927年歐遊期間，患了法西斯主義急驚風，禮讚國民黨以黨統軍、領政的偉大。這個急驚風退燒以後，他在《新月》雜誌上演了一齣看似單挑國民黨，其實是「閻王好惹、小鬼難纏」的精彩戲碼。然而，這個時候的他，已經開始走近蔣介石。他在1930年底回到北大，從事北大中興的工作。從這個時候開始到1930年代中期，是胡適在思想上變化極大的一個階段。一方面，他比較中日兩國的現代化，提出了中國比日本更為現代化的奇論。他說，日本是現代化其表，而封建其實。反之，中國的現代化看似迂迴遲緩，其實是最徹底的。在另一方面，當時的胡適對中國歷史傳統的評價極為負面。他說中國思想史，只是一部寒傖史。胡適一生當中沒有完成他的《中國哲學史》的全卷。其原因除了他狐狸才、刺蝟心的矛盾以外，還有他1920年代在中國哲學史詮釋上所產生的一個斷層，以及他在抗戰、冷戰時期的曲筆。更重要的是，中國思想史對晚年的胡適而言，已經味同嚼蠟，索然無味。
江勇振，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印第安那州私立德堡（DePauw）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著作包括：《張君勱傳》（臺灣商務，1979）；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社會工程與中國社會科學, 1919-194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Performing Masculinity and the Self: Love, Body, and Privacy in Hu Shi”（〈男性與自我的扮相：胡適的愛情、軀體、與隱私觀〉）,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3.2 （May, 2004）, 305-332；“Womanhood, Motherh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