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若鵬，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英國劍橋大學東亞史教授。他專研日本帝國時期及冷戰史，著有《思想戰》和《拉麵的驚奇之旅》等作品，榮獲索菲•蔻食物史獎。陳冠任，英國劍橋大學歷史學博士，專長冷戰史、東亞國際關係史，是皇家亞洲學會會士。江威儀，臺大政治系畢業，從哲學系碩士班畢業，現任亞歷山卓翻譯工作室負責人，專注於跨文化翻譯。

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得獎作品 超越以《菊與刀》為代表的日本研究視角， 將視野延伸到整個東亞， 探討日本「戰敗」與東亞「戰後」框架的再形塑， 揭開轉型正義中不能避談的乙丙級戰犯審判真相。 在戰時中國被視為「鬼子」的日本人，在戰後如何變回「人」？ 透過乙丙級戰犯審判，國民黨與共產黨遂行了怎樣的政治意圖？ 在戰後國共勢力的更迭中，戰犯如何淪為政治操作的籌碼？ 翻開日本近代史，戰後的敘事往往只是簡短地集中在戰爭的終結，但對於曾經遭受日本統治的中國人、臺灣人以及韓國人而言，卻有必要精確地了解帝國所涉及的過往。 有別於歷來由美方主導、備受關注的甲級戰犯審判，本書聚焦於乙丙級戰犯的審判，跳脫過往探討天皇是否需要承擔戰罪的窠臼，將戰犯議題置入東亞近代史的大脈絡之中，深入分析戰犯在戰後中國如何成為各方角逐權力的工具。 戰後國民黨與共產黨對於日本戰犯皆採行寬大為懷的策略，一方面試圖經由國際法展現先進國家的文明與法治社會的高度，另一方面則透過戰犯審判宣示統治中國的合法性與正當性。而乙丙級戰犯審判所透露的，正是國共兩黨暗潮洶湧的政治角力，以及冷戰體制下東亞國際秩序重組的窒礙難行，其遺緒形塑了如今的兩岸關係，且至今仍緊緊牽動著東亞局勢，更是臺灣人在轉型正義的路上必須重新認識的歷史課題。 本書特色 ‧2016年費正清獎（John K. Fairbank Prize）得獎作品。 ‧獨家收錄7000字中文版序。 ‧劍橋大學艾薩克牛頓信託博士後研究員陳冠任導讀。
 顧若鵬 Barak Kushner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英國劍橋大學東亞史教授、基督聖體學院院士。 著有The Thought War - Japanese Imperial Propaganda（日文譯本：《思想戦 大日本帝国のプロパガンダ》）、Slurp! A Culinary and Social History of Ramen, Japan’s Favorite Noodle Soup（榮獲索菲•蔻食物史獎﹝Sophie Coe Prize for Food History﹞，正體中文譯本：《拉麵的驚奇之旅》）， 以及中英日文學術論文數十篇。 審訂者簡介 陳冠任 英國劍橋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劍橋大學艾薩克牛頓信託博士後研究員、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士（Fellow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a href="javascript:void(0)" class="j a_show_full">(展开全部)</a>

中国在战后试图惩罚日本的背景和方式。顾若鹏通过一手档案的研究，揭示了国共内战背景下，中国在东京大审判及各地不同审判中对战犯的处理，展现了战后中国的司法措施多样性。他的作品超越传统视角，将焦点放在东亚地区，探讨了历史记忆如何影响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并在全球层面产生影响。



日本战犯审判的历史背景，指出战犯审判并非只是战后初期的短暂现象，其历史遗绪深远。作者通过分析日本战犯审判的各个层面，揭示了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混乱，以及战犯问题在冷战下的政治角力。书中重点分析了国共两党在战犯审判中的不同态度和策略，揭示了审判背后的政治动机。同时，作者还探讨了日本战犯审判在冷战背景下的遗忘原因，以及日本社会对战争罪行的模糊记忆。最后，作者指出，日本战犯问题并未随法庭定谳而结束，而是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不定时炸弹。



導讀　從歷史的五斗櫃中找尋連結過去與現在的鑰匙

作者在探讨东亚战罪审判历史时，以日本帝国在东亚的早期行为为起点，深入分析了从清国到国民党政府时期国耻的延续。他强调，研究东亚史应当从其内部脉络出发，而非仅仅以美国为中心的视角。同时，还需关注跨国视角，以展现历史的多样性。

在研究日本近代史的过程中，作者发现二战结束对东亚战区的影响深远，而故事的重心也不仅限于日本在战时的暴行。特别是中日双方国耻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886年清国北洋艦队进入长崎港时的“长崎事件”。作者认为，这些历史事件对于理解东亚战罪审判具有重要意义。

战后对日本战争罪犯审判的研究，从多个角度进行探讨。有学者从政治角度分析审判过程中的政治因素；也有学者从法律角度研究审判的法律依据和程序。此外，还有研究关注记忆、遗产和惩罚之间的关系，以及殖民监狱在东亚的回忆。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多重视角来理解战后审判。

研究内容还包括对战争罪犯监狱在亚洲的研究，以及战后德国和日本战犯的惩罚。同时，还涉及到关于台湾人在满洲国的研究，以及日本对犹太人的政策转变。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战后审判的历史。

综上所述，作者在重新思考东亚战罪审判历史的过程中，不仅关注了日本在战时的行为，还深入探讨了战争背后的历史根源和战后审判的多重视角。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东亚战罪审判的历史，以及历史事件对后世的影响。

中文版序　繫往於今──重思東亞戰罪審判的歷史遺緒

亚洲地区对乙丙级战犯的审判情况，包括甲级审判在日本东京（市谷）进行，而乙丙级审判则在49个地点展开。具体地点包括横滨、上海、马尼拉、关岛、瓜加林环礁、沈阳、北京、太原、济南、徐州、南京、上海、汉口、台北、广东、香港、纳閩、新加坡、韦瓦克、拉包尔、马努斯岛、摩罗泰、安汶、达尔文、荷兰迪亚、安汶、摩罗泰、马纳多、古邦、錫江、巴里巴伴、马辰、坤甸、丹戎檳能、巴达維亞、棉兰、纳閩、哲斯頓、香港、亚羅士打、檳城、太平、吉隆坡、新山、仰光、彬烏倫、马尼拉、西貢等。这些审判地点涵盖了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



地圖

日本投降后，尽管在战败的阴影下，军队在中国、台湾等地仍保持大量军力，对盟军构成威胁。这一时期，日本军队与中国军队的互动复杂，既有敌对也有合作。冈村寧次等人试图通过谈判争取有利于日本的投降条件，并与国民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同时，日本军队内部对投降的态度各异，有的士兵仍然怀有战争心态，有的则开始适应和平生活。

投降后的日本社会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战犯审判、复员军人安置等。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经历了从战争到和平的巨大转变，也面临着重建国家的重任。国际法在回应大战灾难时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解决日常国际关系纷争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文中提到，国际法对国家外交官的待遇、谈判模式、条约制定程序等都有规定，并提供了解决纷争的原则和共用词汇。

文章还讨论了二战后对战争罪行的审判，如东京审判，以及日本政府和民众对此的反应。虽然国际法为解决战争罪行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存在许多争议和困难。同时，文章探讨了日本对战争罪行的态度，以及日本政府和民众在战后的反应和应对策略。

在战后对日本战争罪行和责任归属的复杂讨论中，文章揭示了日本军方及财务派系在战争中的角色，指出他们往往未受到应有的审视。福家俊一关于战后官员欺骗天皇、推卸责任的观点，以及日本民间与帝国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分歧，也被深入探讨。此外，文章还讨论了日本战犯审判中的一些问题，如乙丙级战犯审判的公正性、占领军对日本战犯追诉的态度，以及日本海军在规避审判方面的努力。

坂倉清在战后对自己在皇军服役期间所犯下的谋杀罪行的反思也引起了关注。他在招认书中坦白了自己在进入皇军半年后首次犯下谋杀罪，并参与了烧杀抢掠和折磨中国人的行径。坂倉清选择在退伍军人期刊上发表自己的见证，显示这段经历对他影响深远。文章还提到了中日关系中历史记忆的重要性，以及两国领导人在解释二战历史时的差异立场，这些差异影响着当代政治和双方关系。

第一章　否認失敗──日本投降對區域所造成的衝擊

中国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态度尤其强烈，特别是在审判甲级战犯上。这一态度不仅源于对日本在抗日战争中罪行的愤怒，还体现为通过法律途径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以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认同。尽管在东京审判中，中国的法律程序并非完美，但中国依然积极参与，以此展现其正义和法治精神。

东京审判的历史背景和重要意义被详细阐述，包括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及其在审判中的角色。梅汝璈法官的经历，尽管在审判中地位不显赫，却在电影《东京审判》中被突出表现。其他中国代表如向哲濬检察官和杨兆龙律师也在审判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东京审判对中国在国际法地位上的影响，以及审判过程中的挑战和争议，也受到关注。

战后，国共两党在处理日本战犯的态度和政策上存在分歧。国民党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强调“以德报怨”，并建立战犯处理委员会以迅速恢复秩序。然而，共产党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处理不够积极。两党围绕战犯审判展开激烈竞争，试图通过此来争夺合法性，并巩固各自的统治地位。

战犯审判成为政治博弈的工具，国共两党都试图争取日本的友谊。溥仪在战犯审判中的经历反映了当时的权力斗争。不同地区的战犯处理方式各异，如山西地区相对宽容。战犯审判也反映了国共两党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斗争，以及国际势力的影响。

这段历史不仅是中国法律发展的里程碑，也是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象征。

第二章　魔鬼藏在細節裡──中國對日本戰罪的政策

在二战结束之际，台湾人民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和挑战。赖木根的经历，作为一位曾在战前在中国大陆工作、战后失去一切的台湾人，是众多台湾人的缩影。面对国民政府，他们不仅要适应新政权，还要处理与日本文化的复杂关系。国民党试图通过再教育和宣传，使台湾人民重新认同为中国，这一过程充满挑战。

战后，日本技术人员和家眷仍留在台湾，直到1947年。台湾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接受了现代化进程，对日本文化的认同较深。然而，国民党政府推行政策，试图消除日本在台湾的影响，如更改地名、禁止日文媒体和拆除日本纪念碑。这些政策引发了台湾人的不满和困惑。

战后，台湾人和朝鲜人失去了原有的日本公民身份，但没有获得明确的中国人身份，导致他们在法律上成为“游魂”。此外，日本的经济困境和黑市活动也加剧了台湾人与中国籍人士之间的关系紧张，澀谷事件等暴力冲突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的种族问题和身份认同的混乱。

在处理战后问题时，国民政府面临界定台湾人身份的难题，这涉及到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追诉。国共两党在战后对台湾的争夺也加剧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在这个过程中，各方需要权衡利弊，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

第三章　具有彈性的帝國身分──管理戰後法理上的罪行

二战结束后，中国国民政府着手审判日本战犯，旨在展现其法律实力与正当性。然而，审判过程并不顺利，面临诸多挑战，如证据不足、证人缺失、程序不完善等。同时，日本战犯对审判的不满和质疑，以及盟军的关注，使审判充满争议。

1946年，南京军事法庭审理酒井隆案，指控其犯有违反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法庭最终以参与侵略战争、杀害战俘及无武装平民、对人施以酷刑等罪名定罪，判处死刑。酒井隆成为唯一在香港犯下暴行而遭处决的日本官员。

南京大屠杀的审判，谷寿夫因南京大屠杀受审。审判中，通过证词、证据和照片揭露了日本士兵的暴行，包括“百人斩”比赛。这些审判不仅是对日本侵略罪行的审判，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其维护国际正义的努力。

然而，这些审判也引发了中日之间的历史争议。一些日本历史学者质疑相关报道的真实性，并指出中国在审判过程中可能存在误导和宣传。

国民政府在审判过程中，由于技术问题、政治冲突及国共内战的影响，匆忙进行审判并在关键时刻将战犯遣送回日本，可能是为了避免共產黨重新审理。同时，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考虑到继续大规模审判的困难和对民主正义原则的影响，以及国府与共產党的战争，导致战犯追诉暂停。

中国共产党在战犯问题上持续发声，批评美国过早释放战犯，并将此与东亚和平及美日关系的变化联系起来。这场审判过程，虽然充满争议，但仍然是中国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其法律实力的重要事件。

第四章　追求屬於國民黨的正義

根本博，一位日本战争英雄，战后决定前往台湾协助国民党对抗共产党。凭借其丰富的军事经验和与蒋介石的良好关系，他秘密抵达台湾并加入汤恩伯的顾问团。他被寄予厚望，特别是在古宁头战役中，他的战术有可能帮助国民党取得罕见胜利。他的成功不仅提升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也让共产党意识到攻占台湾的困难。

在冷战初期，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复杂关系中，蒋介石认为前日本军人的经验和技术对抵抗共产主义威胁有帮助，因此招募了由战后日本军官组成的白团。白团的成立背景反映了战后时期对于战争罪行的不同态度，以及日本和中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性。

白团的存在提升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中国人、蒋介石以及社会各界的信任。然而，这也引发了争议，因为白团的存在反映了战后时期对于战争罪行的不同态度，以及日本和中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性。

根本博的事迹在日本传开后，增添了他的传奇色彩，同时也为白团的活动提供了掩护。这些昔日敌对国家之间的互动影响了彼此的历史认知和政治关系，直至今日仍然存在影响。

第五章　臺灣──政治上的權宜之計與來自日本帝國的協助

战后，日本社会普遍希望尽快忘记战争和战犯问题，但中国则坚持追诉日本战犯。战犯审判成为中日关系的敏感话题，日本国内对审判持消极态度。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中日探讨改善关系，但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

日本政府接受国际军事法庭和其他盟国审判庭的结果，但对战犯的赦免、减刑、假释等权力受限，引起民众不满。日本政府成立工作小组收集资料，与民间“协助团体”建立联系，积极处理战犯问题。战后，民众对和平条约的看法产生分歧，一方面认为其是日本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另一方面则认为其中条款限制了日本主权。战犯审判问题成为日本国内重要议题，引发广泛讨论和争议。

日本政府内部对战犯问题的处理存在质疑和反对声音。公众和政府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及其遗绪，认为战犯审判不公，阻碍日本重建和国际发展。田嶋隆纯等人推动为战犯请愿的运动，唤起公众同情。鶴見俊輔指出，日本战犯问题未得到充分理解，公众对战争纪念物的设置持续激辩，反映出日本内部在处理战犯历史问题上存在分歧。

靖國神社供奉乙丙级战犯引发争议，涉及日本对生命和死亡的看法、外交政策及国际关系。日本政府认为乙丙级战犯是“不巧被强加‘战犯’标签的污名”，与其他战死士兵有区别。乙丙级战犯入祀问题关乎战争罪行的本质和战后对行为的自主判断。此外，乙丙级战犯审判的政治化和对审判的各种叙事竞争也备受关注。

第六章　無法盡如人意的和平──對於戰爭罪行態度的轉變

中国共产党处理日本战犯的方式与国民党及盟军不同，目的是让战犯反省罪行并实现转变。审判注重法律与群众运动结合，稳定社会秩序，并通过国际合作处理战犯，展现法律体系和正义观。在万隆会议期间，中日会谈讨论了战俘遣返问题，中国对日本战俘采取宽大政策进行改造和教育，对两国关系产生深远影响。沈阳审判虽不似国民党公开，但尊重国际法，展示了追求正义的决心。藤田茂等战犯在中国受审并深刻反省，返回日本后为中日友好作出贡献。与东京审判相比，中共主导的审判更关注传统战争罪和反人道罪，旨在教育国民并扩大影响力。尽管岸信介的政策一度导致中日关系紧张，但随着贸易发展，两国关系逐渐改善。

第七章　社會主義式的寬宏大量──中國共產黨的審判

战犯审判不仅是对战争记忆的保存，也是中国关注日本战争罪行的一种特殊书籍类型，如张纯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这些书籍引发了强烈的情感，但有时夸大了事实或不恰当地比较，例如于信强将特拉维夫机场事件与犹太人问题相提并论，主张中国应效仿犹太人向日本索要赔偿，这种观点基于误解和错误信息。

历史学家马佐尔指出，战后对历史的讨论常陷入规范性语言，道德化的思维并未因冷战结束而消失。这种观念在东亚也影响了人们对战后日本的看法。中国对日本的态度从友好转变为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反映了战争责任理解和利用的变化。同时，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辩论持续存在，涉及战争发动的理由和手段的正当性。士兵的行为受不同规范约束，而日本对国家行动的看法可能影响了他们对“正义战争”概念的理解。

《万国公法》在东亚地区的传播对日本和中国的国际法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人反对不平等条约，并努力将法律推理与具体案件相结合。战前，日本虽参与国际社会，但并未真正参与国际规范的制定。二战后，人权议题成为全球焦点，联合国宪章明确提出了人权不可侵犯的原则。然而，中日两国在战争罪行的审判和解释上存在不同观点，包括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战犯审判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等问题。此外，日本在战后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实施上也存在冲突，导致其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

結論

作者在撰写书籍时，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和支持。首先，他感谢了自己的三个姊妹，因为她们要求他在书中提及她们的名字，否则将与他断绝关系。他还感谢了家人、朋友和同事，他们不仅提供了生活上的帮助，还在学术上给予了他很多指导和支持。在学术方面，他感谢了多位学者对他的书籍初稿的阅读和宝贵意见，以及他在英国和台湾等地的研究和交流。此外，他还感谢了资助他研究的项目和机构，以及他在英国和台湾的同事和朋友们。作者强调，没有这些人的帮助，他无法完成这项研究。



從人到鬼，從鬼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