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產好痛！
近期一位官場朋友喜歡將這句話掛在口邊：「沒有新的狀況。」話後總是禁不住露出沾沾自喜的神情，很是得意。
他的所謂「沒有新狀況」，意思是參加2004年「七一大遊行」的人數沒有增加，情況並沒有自2003年的「七一」之後急轉直下，形勢持續惡劣。最新的立法會選舉結果是泛民主派與取得過半數議席仍有一段距離，（至少在這位官員看來）更是進一步說明特區政府領導層的管治與地位並未有受到進一步的衝擊和挑戰。中央出手穩住了局面，待經濟氣氛持續好轉之後，之前一直困擾特區政府的問題便會逐步消失，形勢也就扭轉過來了。聽罷，覺得這個政府一眾領導可能都在自我催眠。作為市民，只能嘆句「有無搞錯」。
或者香港中產在政治方面從來都沒有甚麼大動作（包括第一次「七一大遊行」也不是「早有預謀」，而是氣難平，到了現場才知道人山人海），一向都在一些政治抉擇之間猶豫。但「七一」前後，市民與政府的關係已起了重大變化。對中產階級來說，問題只在於如何捱過第二屆特區政府的管治。
九七之後，中產好痛。痛在切身利益受損。但更痛的，是痛香港社會在回歸後短短幾年之內便走了樣，甚至變得令他們感覺陌生。
吊詭的是，這種陌生感覺可以有兩種不同的理解。這邊廂，特區政府領導層覺得香港的回歸之後改變了，變得依賴、不思進取、自怨自艾、充滿怨氣。但另一面，則是一般香港人覺得這個政府章法混亂、不尊重民意、不了解民情、左搖右擺、一事無成、激發民怨。究竟是誰改變了？這個問題最好由讀者自己思考，毋須有一個標準答案。這本書所收集的文章，報告了香港中產階級的感受。向來是自力更生，傾向於以個人化的手段來解決身邊問題、在社會事務上頗為低調的中產階段，在九七之後也忍不住了。雖然兩次「七一大遊行」不應該純粹理解為中產階級的政治起動，但也得承認，它們展現出一個後九七的社會現象──連中產也要走上街頭，表達不滿。正如上面所說，九七之後中產階級的痛可分兩種。一是肉痛，有關的報告與討論，見拙作（與王志錚合寫）《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2003年出版）。二是心痛，痛特區政府領導們不了解民情民意，痛他們沒有自知之明，痛政府的所作所為，每天都在磨損香港社會的制度與文化。
本書內各篇短文，是描述與報告為何在這幾年間有那麼多香港中產階級覺得社會在倒退，制度受到衝擊，「社會軟件」有所損壞，特區政府愈來愈疏離市民大眾。
第一次「七一大遊行」之後，重遇或新認識了一批久休復出或最新加入研究隊伍的內地「香港問題觀察家」。其中一位朋友表示，他們容易理解中產階級在「負資產」、裁員減薪等問題困擾下感到肉痛，但心痛的現象則難以明白。對於香港中產的心態，他們難以捉摸。作者決定將過去幾年的短文選編成書，部分原因是想對早前中產階級處境的討論補上一些關於態度、感受、心態的分析，部分是想回應這個關於香港中產心態難以理解的提問。也基於這個考慮，文章以原出版日期順序編排，以呈現中產階級的心路歷程。本書收錄之文章，原出版日期由1999年至2004年，分別見於《信報》、《明報》、《星島日報》、《香港經濟日報》、《蘋果日報》、《明報月刊》、《思》各報刊。
探討香港中產這個課題的過程中，多年來得黃偉邦、張炳良、梁世榮、趙永佳、蘇耀昌、王志錚等提點，特此致謝。
呂大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近著包括《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山上之城：香港紅十字會的故事》、《階級分析與香港 (九八增訂版)》、Consuming Hong Kong”、”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 in Hong Kong”、”City-States in the Global Economy”等。
呂大樂，趕上五零年代的尾班車，認為生命還有許多過癮之處的新中年，童年最美好的回憶來自北角公共屋村的長廊；填鴨式教育制度的倖存者，熱愛並相信足球；中文大學社會系教授；儘管五音不全，但擁有多項其他特長，包括自嘲，講笑話，文化分析和社會觀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