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essor Mobo Gao is a prominent scholar and Chair of Chines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His research spans rural China,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nd culture, Chinese migration to Australia, and the role of mass media. Gao has authored several influential books, including "Gao Village: Rural Life in Modern China," "The Battle of China’s Past: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Remembering Socialist China, 1949–1976." His upcoming work, "Constructing China: Clashing View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further cements his position as a leading expert in the field.

<p>This is a close study of Gao Village twenty years after the author, an anthropologist and native of Gao village, wrote his original ethnography Gao Village. It combines ethnographic analysis, personal vignettes, and a number of fascinating stories, which presents a convincing yet complex picture of how Gao villagers inter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With his sympathetic and insider’s approach, the author argues that rural Chinese display great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er strength of self-improvement; they are active contributors to China’s economic boo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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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家村的传统生活方式，包括传统房屋的砖墙、厕所、附近的庵庙，以及村民家中宣传基督信仰的“爱”字。书中还描述了90年代初民工在深圳的“住房”，波阳镇的历史建筑，以及高家村地区的结婚仪式。此外，还展示了作者家屋大廳内的布置，包括中堂、对联、香案和灶屋。最后，介绍了作者为英文版《高家村》题的书名，并解释了“村”字是官方行文加上去的。



插　圖

《三十·三十书系》的编者按，书中讨论了中国人对“三十年为一世”的观念，以及中国建国以来的两个三十年及其变革。编者希望通过这本书系的学术平台，展现不同背景、立场、方法的研究成果，形成有张力的对话和辩论，以更广阔的视角理解中国的历史和未来。书中介绍了首批五本书的内容，包括对农村、农民、农业集体化、中国模式等方面的研究。



群峰並峙　峰峰相映

为什么研究中国农村生活的重要性，从历史、经济和社会角度阐述了农村在中国的重要地位。书中以高家村为个案，分析了农村生活的变迁，探讨了农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变化，并对比了不同学者对于农村问题的看法。同时，作者对共产党官方宣传和主流知识分子观点进行了批判，表达了对农民的同情和认同。



第1章　中國農村研究和高家村作為一個個案

高家村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和历史背景。这个位于江西省波阳县的小村庄与邻近的雷家村、汪家村、江家村和徐家村相隔不远，附近有著名的九江市和鄱阳湖。高家村人口不多，主要姓氏为高，保持着较为封闭的传统生活方式。村民们自给自足，农业生产以水稻为主，周边的山水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直到上世纪80年代，村落交通不便，与外界交流较少，但50年代末期城市工业发展对部分村民产生了影响。随着时代变迁，村庄开始有了一些现代化设施，如砂石路和班车。高家村虽地处偏远，但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村民们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



第2章　背景

高家村及其周边地区的土地和水资源管理情况。高家村的发展经历了从原始开垦到与邻村共享资源的过程，村界形成于村民自发开垦土地的过程中。尽管存在一些土地纠纷，但村民间通过传统方式解决冲突，如通过武力或协商。土地改革后，土地重新分配，但人口增长和土地资源减少的问题仍然存在。此外，频繁的水灾和水利建设的不合理导致水资源紧张。农村政治中，宗族势力起主导作用，大村庄在政治上往往占据优势。



第3章　水土資源和地方政治

中国的人口增长问题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从毛泽东关于人民是历史动力的观点出发，可以看出人口过多可能成为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以高家村为例，农村人口的增长、土地和资源的有限以及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显著影响。

在城乡差距方面，城乡户口制度限制了农民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并阻碍了他们向城市迁移。此外，文章分析了人口增长的原因，包括传统价值观、经济和社会因素，以及政府的人口控制政策。

自70年代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人口控制政策。在高家村，这一政策经历了从执行不力到强制执行的过程。起初，政策在高家村的影响并不显著，但随着江西省政府的具体指导方针，政策在1979年开始严格执行。然而，由于基层干部的抵制和监督不力，政策执行困难重重。

政府通过指标制来监督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但村民通过欺骗手段来逃避政策。进入90年代，政策变得更加严格，对违反政策的妇女进行拘押和强行结扎。尽管如此，政策在高家村的影响仍然有限。村民通过藏匿怀孕妇女来规避政策。

这一现象反映出，尽管政府采取了严格的人口控制措施，但农村地区仍存在诸多挑战。一方面，传统观念和经济、社会因素导致人口增长；另一方面，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使得控制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如何平衡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第4章　人口和政治

农村生活水平量化分析面临挑战，尤其是缺乏确凿的村级行政统计数据。以高家村为例，书中详细描述了其1949-1978年间的农村生活状况。村民居住简陋小屋，经济条件有限，建新房需多年积累。主食为米饭，年景好时能吃上，年景不好则只能吃稀饭和杂粮，肉类食物稀少，主要依赖自给自足的蔬菜和水产品。

改革开放后，农产品价格提高和外出打工使得村民生活水平有所改善。村民生活方式从自给自足转变为工商业发展。过去，村民通过种植、加工、制作等方式满足生活需求，如自制豆腐、衣物、鞋子等。但随着人口增长和粮食需求增加，村民逐渐放弃种植经济作物，转向高产量的水稻种植。

改革开放后，村民开始外出打工，收入来源多样化，生活水平提高。然而，化肥和农药过量使用、政府税收增加，村民实际收入并未同步增长，生活水平面临挑战。1972-1992年间，尽管总通貨膨脹率高达200%，但村民收入并未相应增长，维持在每天0.8元。90年代，村民生活质量开始明显提高，主要得益于外出打工赚取的额外收入。村民消费习惯也发生变化，从以前几乎不购买消费品到开始购买各种日用品。

这些变化反映出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暴露出农业收入增长缓慢、政府定价政策对农民不利等问题。村民的生活变迁，从自给自足到工商业发展，展示了农村社会的巨大变革。

第5章　農村生活水平

高家村位于中国的农村地区，在毛泽东时代经历了医疗卫生的显著变化。在60年代以前，村民们主要依赖中医治疗，对西医药物了解甚少，导致麻疹、腹水等疾病肆虐，儿童死亡率居高不下。然而，随着政府对医疗资源的投入增加，医生被派往村里，并开始实施疫苗接种计划，如控制了麻疹和天花等传染病，新生儿死亡率明显下降。到60年代末期，血吸虫病也因药物治疗和寄生螺消除措施而得到了有效控制。

进入后毛泽东时代，政府对农村医疗的投入减少，医疗资源变得匮乏，这使得血吸虫病有卷土重来的风险。与此同时，村民们对现代医学的信任度降低，他们开始寻求其他健康保障的方式，例如迷信活动和基督教信仰在这里重新受到欢迎。这种现象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人们在寻找健康保障时的多元选择。

总的来说，高家村的医疗历程展现了中国农村从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转变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尽管政府的努力带来了显著的进步，但随着资源的减少和社会的变化，社区需要找到新的方式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健康需求和信仰观念。

第6章　農村醫療衛生

高家村的教育历程始于毛泽东时代，村中妇女受教育的人数显著增加。初期，村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妇女基本没有文化。自1949年起，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高家村的教育发生了巨大转变。从扫盲班到小学教育，再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改革，农村教育逐步得到改善。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条件的限制，农村教育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教育资源不足、教育质量有待提升。尽管如此，村民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他们渴望通过教育改变命运。

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激进改革背景下，高家村建立了一所小学，作者被任命为唯一老师，即“赤脚老师”，负责教授一年级至三年级的所有学生。作者需要同时教授不同年级，教授科目包括书法、语文、算术、音乐、艺术、体育和农业技能。尽管条件艰苦，如缺乏体育设施，但孩子们非常珍惜上学机会。作者还分析了当时教育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尽管如此，农村学校的大量建立为孩子们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随后，作者讲述了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通过一系列政治因素和个人努力，得以进入厦门大学学习英语的故事，揭示了当地领导、社会习俗和政府政策在个人命运中的相互影响。最后，作者回顾了后毛泽东时期中国教育政策的调整，指出大量农村中学关闭背后的意识形态策略。

进入90年代，高家村的教育状况发生显著变化。从90年代以前只有六个高中毕业生，到1994年全村只有一名高中生，再到1996年初中生数量仍然很少。许多孩子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距离遥远和学费问题而无法继续学业。此外，当地政府对教育投入不足，学校设施简陋，教育资源匮乏。随着改革开放，村民外出打工，开始重视教育，孩子入学率有所提高，但教育质量仍然存在问题。老师工资低，教育资源不足，导致教学质量难以提高。

第7章　農村教育

1958年至1960年，中国农村经历了集体化运动和大跃进。政府力图通过建立农业合作社和公共食堂来推进共产主义社会。然而，这些措施在实施中遭遇重重困难，包括资源浪费和食物短缺。村民们的生活质量因此受损，家庭用品被没收以支持炼钢任务，公共食堂的食物供应逐渐减少，村民体力下降。尽管官员对共产主义前景抱有期待，但农民仍保留了一定的土地自主权，实际生活并未如宣传中那般理想。这一时期的历史凸显了政策执行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差异。

大跃进期间，高家村的粮食生产和分配缺乏可靠数据。《大队台帐》显示，生产产量有所下降。1961年至1964年，连续四年粮食产量保持不变，数据可能存在误差，但基本反映了生产情况。与1957年相比，1958年产量大幅下滑，随后两年稳定，但至1961年略有回升，次年又下降。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上的巨大变革，导致管理不足和生产受扰。全国范围内粮食短缺，政府优先保障城市供应，农村居民陷入困境。尽管高家村遭遇了饥荒，但无人因此饿死。

第8章　大躍進

在文革时期，官田大队和高家村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尽管村民们源自同一祖先，但按照老祖先五个儿子的不同分支，形成了多个家族群体。这些群体间联系紧密，在困难时期互相支持，孩子们的游戏也按照宗族划分。高水兰的婚姻案例揭示了宗族认同的重要性及其对村庄决策的影响，如小队长和会计的选拔。

文革中，地主和富农成为斗争对象，但这一斗争并非基于个人恩怨，而是时代潮流所趋。政策允许斗争阶级敌人，但在实际操作中，宗族结构、派系和国家政策共同决定了斗争目标。地主和富农被赶出村庄后，反而因脱离了复杂的宗族关系而获得安宁，与新社区的人们相处融洽。

文化大革命期间，高家村在教育、文化活动、体育活动、村内通婚和国家机器等方面发生了变化。由于“赤脚老师”制度的实施，村民的文化水平得到提高。虽然传统文化活动如春节、端午节仍举行，但规模有所缩小。高家村建立了篮球场，组织村民参加比赛，增强了团队精神。此外，文革期间，高家村出现了多起村内通婚的家庭，不同宗族间的婚姻关系开始扩大，冲突和摩擦减少。国家与村民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政府鼓励地方积极性，推动了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发展。

文革期间，农村地区如青林大队建立了企业，如榨油坊、碾米机等，并开始使用机械灌溉，改善了农田灌溉条件。村民还建立了养鱼场、林场等新项目。尽管文革期间农村地区未受到严重政治动荡的影响，村民在政治斗争中的受害者相对较少。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农村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主要归功于村民的集体努力。

第9章　文化大革命

在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中，公社体制被打破，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但实际由各村管理，村民有权使用土地。高家村的例子揭示了改革带来的变化，如土地分配的新模式、家族政治和宗族结构的演变，但也暴露出问题，如贫富差距拉大、犯罪率上升。尽管邓小平并未直接推行这些变革，但它源于农民自身的实践。

80年代末的青林地区，官场腐败现象严重。官员通过各种手段敛财，如豪华住宅、高档烟品和宴会，即便乡村官员可能不如城市同僚富有，但他们往往是当地的首富，如银宝湖乡书记家的大房子和名贵香烟显示了他们的财富。然而，这些财富的来源令人质疑，因为他们的工资远不足以支撑奢华生活。财政包干制改革后，征税变得随意，税收被滥用或贪污，农民成为腐败的受害者。政府缺乏透明度和责任，监督困难。地方政府盲目推动工业项目，如无用的养鱼场，加重了农民的税费负担。尽管税费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例看似下降，但考虑到农业投入增加、自留地收入未计入以及公共服务减少等因素，农民的实际税费并未减轻。地方政府通过虚报数据、不合理收费和暴力手段征税，加剧了农民的不满。中央政策虽限制税费，但执行不力。改革带来的好处如自由度提高和收入增长，被土地选择权受限和价格控制所抵消，农村教育和医疗质量下滑也影响了农民生活。

总结来说，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打破了旧体制，赋予村民更多权利，但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80年代末的腐败现象严重，政府征税不透明，加重了农民负担。尽管中央试图改善情况，但执行力度不足。这些变革对农民的生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包括收入增加、公共服务质量下降和土地使用限制等。

第10章　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

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南方沿海发达地区寻求工作机会。这一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府户籍政策的放宽、沿海地区工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农村状况的恶化。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民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同时也面临剥削和恶劣的工作条件。文章以高家村村民外出打工为例，展示了农民工在外乡生活的艰辛，包括低工资、长时间工作、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缺乏社会保障等问题。

高家村的变化反映了后毛泽东时代农村变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性。由于工业发展和外出打工，许多年轻人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虽然工作条件艰苦，但为了更高的收入和改善家庭生活，他们愿意承受这些困难。打工的收入使得村民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如新建房屋、子女教育、购买工业产品等。然而，这些变化也带来了一些社会影响，如农村人口减少、传统宗族关系动摇、家庭结构变化等。

在分析中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情况时，文章引用了多份研究报告和学术文章，探讨了所有权、财权改革和地方国家 corporatism 的角色。同时，也提到了农村变革中的性别问题、企业表现比较以及经济自由化的影响。作者通过实地调查和个人研究，对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深入的见解。

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作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群体，其状况备受关注。他们虽然在外打工，但对家乡的思念和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依然强烈。随着商业化发展和财政改革的影响，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在农村地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所有权和财权改革的不完善、企业表现参差不齐以及经济自由化带来的挑战。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农民工、商业化发展、财政改革、乡镇企业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为了更好地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关注农民工作为关键群体的状况，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11章　外出打工

高家村在动荡与政策变迁中维持了稳定。尽管土地所有制和政治结构经历了重大变化，村庄外貌却保持不变。村民外出打工促进了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和家庭土地所有制却未改变，显示了经济的连续性。文化习俗上，外来影响和经济发展并存，但宗族关系在处理村务中仍占重要地位。宗族利益、村落关系和政治变化交织影响村民生活。如高常明因家庭变故成为宗族压迫的受害者，对村庄产生叛逆；高仁法作为甲长的经历则揭示了宗派斗争和村际关系的复杂性。

毛泽东时代禁止宗教活动，但80年代以来，宗教活动如拜佛、祭祀祖先等重新兴起，反映了村民生活需求和传统信仰的结合。祖坟的维护和规模体现了对孝道的坚持，同时也反映了人口增长与土地有限之间的矛盾。棺材的传统习俗反映了孝顺的社会评价标准，但随着木材资源减少，成本增加，给家庭带来经济压力。算命等传统活动在农村持续存在，即使在最激进的时代也没有消失。婚姻和妇女的角色也是文化延续的一部分。

农村婚礼繁琐且开销大，新郎家需承担新房和嫁妆费用，新娘家还需举办两次筵席。20世纪80年代后，婚礼开销增加，女方支付部分费用的情况逐渐出现。婚礼仪式中，新郎新娘要向长辈和亲戚行礼，接着进行吃或喝的仪式。婚宴上菜肴丰富，桌数多表明家庭地位高。农村妇女地位提高，主要得益于教育和参与生产劳动。然而，在村中政治地位仍较低，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有限。农村生活辛苦，但家庭关系相对和谐，家庭暴力事件较少。

春节是中国农村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村民们会举行庆祝活动，如准备丰盛的晚餐、放鞭炮、祭拜祖先等。国庆节、劳动节等新设立的节日对农村人来说意义不大。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也是农村重要的传统节日，村民们会通过做糕点、祭拜祖先等方式庆祝。尽管共产党政权对传统文化有所冲击，但农村地区仍然保留着许多传统习俗，如婚嫁风俗、重男轻女等，这些习俗与经济需求、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第12章　變化和延續：文化及風俗

高家村人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匮乏以及他们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态度。村民们的生活主要围绕生存而展开，他们更注重实效而非政治思想。对于毛澤東，他们怀有崇敬之情，认为他的政策如教育与卫生的改善带来了实惠。然而，他们对邓小平的态度冷漠，将改革开放带来的问题归咎于他。尽管生活有所提高，但村民们对外界的变化感到不安，对外来事物保持怀疑态度。他们的观念深受传统和贫困的影响，对外界的认知主要来自于传闻和有限的媒体信息。



第13章　高家村和外部世界

高家村自1949年以来的历史发展，它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情况。研究高家村的目的在于揭示乡村变化与传统描述的不同。国外对中国普遍的印象是落后的农业和政治运动的场景，但这些并不适用于高家村。尽管方法论上存在局限，个案研究仍能提供对中国的深入理解。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在经济、政治上差异巨大，且地区间也存在不同。政策执行力度的不一致导致各地情况各异。高家村的人们并非如外界所认为的那样落后或保守，他们是实际和理性的。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贡献，但自身生活并未得到相应改善，这与人口增长、政府政策等因素有关。宗族关系在村民身份认同和经济状况中起着重要作用，共产主义革命并未超越这一框架。尽管宗族能保护村民利益，但它并未组织性地抵抗政府。随着时代发展，外出打工成为改变农村的重要因素，但也带来了传统生活方式的挑战和社会变革的压力。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工业化进程、城市化政策以及国际和国内环境。



第14章　結論

众多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英文文献，涵盖了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的各个时期。这些文献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的土地制度、农业发展、农民生活以及农村社会变革等多个方面。其中包括了对土地改革、农村集体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市场经济等重大政策的分析，同时也对农民的社会地位、生活状况、文化传统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文献为我们了解中国农村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深刻的见解。



附錄一　有關農村研究的部分英文文獻

书中通过多个数据来源，如《大隊臺賬》和《波洋縣年報》等，详细记录了不同年份的农业生产数据，包括粮食、经济作物的产量。书中指出，这些数据存在一定的误差和不一致性，如因大队合并和重新划分导致的数据矛盾。此外，书中还特别说明了部分数据未被列入表格，如村民在私有土地上的烟草和甘蔗生产。通过这些数据，读者可以窥见当地农业生产的变迁和发展。



附錄二　統計圖表

作者章少泉翻译《高家村》的过程，从阅读、翻译到实地考察，作者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努力。他不仅与原作者有着相似的背景和经历，还能准确捕捉到作者的文风和情感。翻译过程中，作者坚持“信、达、雅”的原则，力求准确传达原著精神。同时，他还带领研究生团队共同翻译，确保整体水平的一致性。



譯者後記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书籍，包括关于女性抗战讲述、驥村历史与文明逻辑、文革前邓小平生平等主题。同时，推荐了其他系列书籍，如CUHK系列、Maijia间谍系列、HKAC系列等，以及Info Rainbow LTD出版的书籍。通过搜索这些关键词，读者可以在Kindle商店找到更多相关书籍。



Gao Village Revisi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