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建荣是台湾唯一一位全方位思维的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了古今中外的历史事件。他是《社会/文化史集刊》（新高地）的主编，曾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和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同时也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立台北大学以及佛光大学历史系兼职教学。卢建荣长期倡导“叙述史学”与“新文化史”，并将他的独特研究成果以平易近人的故事形式呈现给读者。他在1990年代引入了大量西方新文化史的著作，对两岸年轻一代的历史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的代表作包括《曹操》（1980年）、《入侵台湾》（2000年，获“中央日报”十大本土创作奖）、《分裂的国族认同》（2003年，被书评家晏山农誉为台湾史界敢于挑战权威的第一人）、以及《咆哮彭城：淮上军民抗争史》（2014年，获得北京权威书评专栏四颗星奖）。除此之外，他还撰写了多部重要作品，如《铁面急先锋：中国司法独立血泪史》（2004年）、《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2006年）、《聚敛的迷思：唐代财经技术官僚雏形的出现与文化政治》（2009年）、《陈寅恪学术遗产再评价》（2010年）、《白居易、欧阳修与王安石的未竟志业：唐宋新闻传播史》（2013年）、《唐宋私人生活史》（2014年）、《没有历史的人：中晚唐的河北人抗争史》（2020年）、以及《唐宋吃喝玩乐文化史：园艺游憩、饭店饯别与牡丹花会》（2020年）。

十三世紀之前，中國婦女在婚姻和家庭文化領域中，擁有較大能動性，可以夫死再嫁，甚至是夫在協議離婚改嫁。而不幸慘遭性侵的女性，社會也能有所包容。國家及其代理菁英對「女德」的要求和打造出的「節烈文化」，成效有限。反對實踐節烈的文化，是一種委婉而暗地的反國家文化政策，但以一種隱性的方式存在於日常生活當中。 兩宋的節烈史最早是由元朝丞相脫脫率領的國史團隊製作出來的，但《宋史．列女傳》收集宋朝內外戰爭期間受性侵婦女中的輕生者，殉節者卻少得可憐，絕大多數受性侵女性選擇活下來。而蒙古人殖民統治時，引進「收繼婚」習俗，意外導致婦女遇夫死亡，群趨守寡一途，否則就要改嫁給小叔，造成守寡風熾，寡婦量暴增。 明憲宗時，曾抓到姦淫少女182位的淫魔派高手桑沖，但對於潛藏各地的淫魔，卻顯得無能為力，受害者父母為保障女兒一生幸福，大都隱匿案情不報，受性侵少女最終實踐的是反節烈。明期官方所製作的《元史．列女傳》，在抗拒性侵這一情節編織上有造假之嫌，像是敘及女性在受辱當頭仍有餘裕辱罵施暴者，但文本作者是事發現場的缺席者，不可能得知受害者向施暴者如何振振有詞；又或是將許多戰時蒙難婦女湊數，全說成是節烈楷模。晚明開始，貞烈廟的普遍興築，使得小傳統的經濟弱勢女性，也多少向大傳統的大戶閨女仿效，走向實踐節烈之路。這是受到貞烈廟的視覺傳播影響，非女教書教示，晚明清初社會上的貞女／烈女數因此增加。不過清朝官方製作的《古今圖書集成．閨烈部》，由於對種族意識敏感，再也不敢說出羞辱種族標幟的話；另也有婦女因貧困或子嗣等複合因素造成的輕生，不見得單純只為節烈驅使。 即令明清節烈漸增，本書仍要鄭重指出，不實踐節烈的女性，相對來說仍居絕對多數。透過種種線索，包括官方製作節烈文本的造假手法、淫魔輕易進出大戶閨房的形跡、戰地受俘女性的遣送安置、文化菁英同情夫亡和受辱的婦女等幾處突破口，揭開節烈實踐並非集體實情。由於女性不具備為自己發聲的話語權，枱面上的節烈論述雖響徹雲霄，但節烈風熾僅是假象。
 盧建榮 現任《社會∕文化史集刊》（新高地）主編，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也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台北大學以及佛光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作者是台灣僅見全方位思維的史家，古今中外史蹟皆其獵場，長年提倡「敘述史學」與「新文化史」，將多項獨到研究成果，改寫成平易故事版本與讀者分享。1990年代起，大量引介西方新文化史學巨作（麥田出版叢書），膾炙人口，引領兩岸年輕世代開創史學新風。 盧氏早期敘述史著作《曹操》出版於1980年；《入侵台灣》獲2000年「中央日報」十大本土創作獎；2003年《分裂的國族認同》獲書評家晏山農許為台灣史界勇於挑戰當權第一人；《咆哮彭城：淮上軍民抗爭史》2014年獲北京權威書評專欄4顆星獎。 其他重要著作：《鐵面急先鋒：中國司法獨立血淚史》（2004）、《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2006）...<a href="javascript:void(0)" class="j a_show_full">(展开全部)</a>

古代中国对女性节烈的推崇和塑造，通过多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揭示了节烈观念如何被政治和民俗所影响。明憲宗、元丞相脫脫、明太祖等统治者推动节烈观念，而宋濂、陈梦雷等编纂者则将节烈女性塑造为楷模。然而，真实历史中，许多女性选择活下来，而非殉节。书中通过对比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人物的经历，揭示了节烈观念的复杂性及其对女性命运的影响。



扉頁

中国历史上，官方意识形态推崇的“节烈文化”，要求女性守寡、殉节等行为，但实际上这种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并未得到广泛遵守。父母在对待自家女儿和他人女儿时，往往宽待前者而严待后者，显示出对“节烈文化”的矛盾态度。此外，一些文化精英也暗中反对这种文化，他们主张尊重女性的能动性，允许女性在婚姻和家庭中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尽管官方积极推广“节烈文化”，但民间仍然存在抵制和反抗的旧风俗，女性们通过各种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争取自己的权益。



幕起：官方意識形態操作與日常實踐現實的悖論

第一部　閨閣重門魔影蹤

明代时期，山西大同府山阴县有名为桑冲的男子，他伪装成女性，潜入富户家中，长达十年间性侵女性，受害者多达一百八十多人。桑冲曾在淫魔学校学习，掌握了伪装技巧和迷奸方法，利用这些技能在多个省份作案，却始终未被抓获。他的行为对明代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但当时社会对此类犯罪缺乏有效的治理和防范措施。

桑冲通过诡异的迷药和法术，长期在民间进行性侵，手段残忍，善于掩饰罪行，甚至能通过心理抚慰平息受害者的怒火。最终，桑冲被处死，但他的同伙仍然逍遥法外，淫魔派也一直延续，严重威胁着良家妇女的安全。这段历史在明清政府中并未引起重视，官府对这种社会问题束手无策，而社会对此事件也几乎不闻不问。

明代和清代时期，社会对女性贞洁的倡导十分严格，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和性别角色。一些关于女性贞操的故事和事件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此外，不同阶层女性在公共社交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

在明代，女性的贞洁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美德，一旦被侵犯，便被视为不洁。这种观念在民间和官方都得到了广泛认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男性却利用社会对女性贞洁的过度重视，进行性侵等犯罪行为。这种矛盾的现象在当时社会中并不少见。

在处理性侵案件方面，明代社会存在很大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对女性贞洁的过度重视，官府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往往过于谨慎，导致罪犯难以被绳之以法。另一方面，社会对这类事件的关注度不高，使得罪犯得以逍遥法外。

总之，明代社会在对待女性贞洁和性侵犯罪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社会对女性贞洁的过度重视导致了性侵犯罪行为的泛滥；另一方面，官府和社会对这类事件的关注度不高，使得罪犯得以逍遥法外。这一现象反映了当时社会在价值观、性别角色以及法律制度等方面的不足。

第一章　淫魔魅影深閨藏

第二部　鐵騎狼爪淚啼痕

《宋史．列女傳》中女性因性侵而殉死的案例，分为平時性侵案和戰時性侵案。文中提到这些女性宁死不辱，用言语激怒施暴者而遭他杀。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分析，作者质疑文本作者是否真的在事发现场，因为这些案例中的对话和反应似乎都经过了艺术加工。此外，文中还提到节烈价值的内化以及女性在面对性侵时的不同选择，揭示了社会对节烈价值观的推崇与女性实际行为的差异。



第二章　韶華驟逝短春光

《元史》中记录了元末战乱中妇女遭受性侵后的“殉死”案例，但作者认为这些案例可能存在夸大和虚构的成分。通过对文本内容、作者立场以及事件现场的分析，揭示了这些案例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意义。研究发现，这些案例并非普遍现象，可能受到作者主观立场的影响。

元末战乱期间，大量女性为了避免性侵选择自尽。通过分析多起案例，作者揭示了当时社会背景下女性所面临的无奈和绝望。这些案例包括预防性自尽和被迫遭遇性侵后的抗争与牺牲。文本作者通过叙述这些事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阶级矛盾以及战争对人们生活的巨大影响。

然而，由于史料有限，这些事件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考证。作者指出，这些案例中多数与预防性侵而自杀有关，且多发生在丈夫或儿子不在场的情况下。这些事件并不直接与崇尚节烈价值观相关，作者质疑后人可能过于迎合官方文化政策，对妇女轻生事件进行了错误的认证和分类。

《元史．列女传二》详细记载了元代女性的生平事迹，展示了她们的社会地位和道德观念。作者通过引用多个传世之作，如《安志道妻刘氏传》、《卜颜的斤传》等，揭示了文本作者以文化骂战的方式呈现节烈价值观的意图。

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战乱对女性生活和身体的双重威胁。这些案例反映出当时社会背景下，女性在面对战乱时的无奈与绝望。然而，这些事件并不能证明全国成为战区就是妇女贞节难以保全的时期。作者通过分析，对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第三章　預防針施暴徒駭

《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閨媛典》中的“閨烈部”聚焦兩宋時期女性在政治動盪時的節烈行為。該部作品指出，戰亂時期，女性在性侵脅迫下實踐節烈價值的比例較低。以宋元之際的節烈書寫為例，分析了當時的節烈文化。此外，宋代在培育節烈文化時，除了傳統文本製作外，還出現了貞節崇拜的宗教現象，並進行了深入探討。

然而，在戰亂中，許多女性遭受了被俘、性侵和被迫自殺等慘痛遭遇。但歷史記載中，真正記錄下殉節的女性寥寥無幾，這引發了作者對節烈文化的質疑，認為其可能被過度夸大，甚至存在誤導讀者的風險。作者進一步分析了宋代節烈文化的形成原因，指出其背後既有對貞節觀念的推崇，也有宗教崇拜的影響。此外，作者還指出，宋代節烈文化在手法上有所創新，如為烈女建立祠堂等。

江南地區明中期祠堂的特点則強調了統治階層的特點和寡婦守節的流行趨勢。引用《閩通志》、《閩書》、《金华府志》等多部地方志，詳細描繪了當時社會風俗和女性地位的變遷。其中，寡婦守節的現象被多次提及，反映出當時社會對道德觀念的看重。這些地方志的引用，為研究明中期江南地區社會歷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第四章　貞女幽魂入廟來

第三部　貞節線上巧計橫

明代中晚期的苏州昆山，为纪念守节殉夫的烈妇，建立了烈妇祠。归有光在处理张贞女事件时，提到了这一祠堂，并指出事件发生在嘉靖二十三年。中国史上第一座烈妇祠建于西元一四九八年的常州常熟县。归有光在调查张贞女故乡时发现，在嘉靖二十三年之前，嘉定县已有四名死节之妇。

归有光对张贞女、宣节妇等烈妇的关注，反映了他对节烈文化的看法。他既赞扬了女性在夫亡后守节的伟大行为，也反思了过分推崇节烈文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他通过叙述不同女性节烈故事，展现了明代晚期社会对女性节烈行为的推崇，以及节烈文化在江南地区的传播。

归有光的作品对后世贞节文化塑造具有重要影响，反映了明清时期女性的社会形象和地位。他对于不同地域节烈文化的观察，以及面对战乱中女性遭遇性侵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态度和思考，都值得我们深思。

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末清初，江南地区节烈文化发展与传播。归有光对节烈文化的态度，于成龙对受性侵女性的处理方式，以及各地烈妇祠的建立，揭示了节烈文化在江南地区的兴起及其对女性在战乱中的选择的影响。

明代中期江南、淮南地区建立的十八座貞烈廟，与当时的貞節觀念密切相关。归有光在《歸震川集》中对貞女、烈婦的记述，以張貞女的事蹟为例，展现了当时对節烈的推崇。

清代对未婚女殉夫的禁令，以及於成龙等官员对貞女文化的支持，也反映了节烈文化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分析，我们揭示了节烈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它在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形成与发展。

第五章　疆臣名士訴貞腸

第四部　小戶閨中色男兇

从元朝中期起，中国社会中寡妇数量激增，背后原因值得探讨。文章强调，女性守贞节不仅关乎婚姻中的女德，更是对配偶的忠诚象征。极端情况下，即使丈夫去世，女性仍选择不再嫁人，自称为“未亡人”。在国家推崇贞节时，女性需避免非法性关系，否则可能以生命示忠诚。晚明时期，大量“贞女”和“烈妇”涌现，文中分析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因素。

顺治朝至康熙朝，性侵与逼婚案件频发，受害者多为女性，官方处理态度常偏向受害者不利。许多受害者家庭选择不报警或案件无法妥善解决。分析这些案例时，研究者发现女性在面对性侵与逼婚时，常选择自杀作为出路。研究揭示了当时社会对女性节烈观念的强化及其对女性生活的深远影响，同时探讨了这一观念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中的传播与影响。

康熙朝，节烈女性的社会地位和遭遇受到关注。分析指出，出身小传统和父/夫业儒或富有者身份的女性更有可能成为识字女性，而农村或城居业农的女性则可能属于小传统。大户人家女性受到更好保护，小户人家女性则更易遭受性侵。文中还探讨了贞烈庙的视听传播功能及其对下层妇女的影响。

明清时期，节烈文化对女性生活影响深远。官方推崇节烈文化，但实际生活中许多女性未遵循此价值观，面临生活危机时选择生存而非赴死。节烈文化的传播受地域、社会和经济因素影响，不同层次女性对节烈文化的接受程度存在差异。

众多女性的生平事迹记录在《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閨媛典》中，展现了古代女性的坚韧和智慧。研究涉及明清时期节烈书写、烈妇入祠、战地女俘安置等，引用多位学者研究成果，探讨文化传承与变迁，以及宋代女性社会地位、道德观念和文化形象等。

第六章　女聲共譜啟貞詳

在顺治年间，开封府的女性轻生现象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研究发现，这一现象背后既有文化因素，也有经济困境。文化上，节烈观念对女性产生了巨大影响，而经济上，缺乏子嗣或经济来源使得女性在困境中更容易选择轻生。

地方文士和官方对轻生女性的评价存在偏差，常将轻生视为节烈的表现。通过对地方志和传记文本的分析，揭示了当时女性在社会中的困境及面对困境的不同选择。

清初文士认定女子为贞节赴死的例子，但这种观念过于激进，不符合常理。研究指出，开封府在战乱后，女性因经济原因轻生的现象增多，经济因素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官方为吹嘘贞节风气，忽视了众多女性的悲惨命运。

明清时期，女性在文学和日常生活中的形象也值得关注。焦循的《贞女辨》和郭松义的《清代妇女的守节与再嫁》等文献揭示了女性守节与再嫁的社会认知。文章分析了宋和清初两个时期节烈事迹的认定及其过程，展现了大小传统在此交汇。

此外，古代岭南女性的社会形象也通过《古今圖書集成》等资料得到了展现。这些研究揭示了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同角色和她们面对困境时的不同选择，为我们了解古代女性的生存状态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七章　開封府包公不在

本书对宋以下妇女守贞/殉节的考察，分为战时岁月和日常时光两部分。作者分析了宋元时期战争中的女俘、明清时期性侵案件、夫亡殉死女性等情况，指出多数女性并未实践节烈而选择活下去。书中强调，明清时期社会存在两个平行时空，一方面推崇节烈，另一方面女性过着健康的生活。作者认为，明清女性守节烈的人数可能被夸大，而大量女性未守节烈的事实被隐藏在历史尘埃之中。



落幕：五、六千萬女性中的貞烈數攀升何意？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节烈行为经历了从封建时代国家倡导的性别分工观念到“结一次婚主义”和贞节观的演变。这一过程中，女性的人生价值和自由受到极大限制。学者们对节烈行为的研究也经历了从早期批判到实证研究的转变，逐渐认识到节烈行为并非女性自觉选择，而是社会文化塑造的结果。

90年代，研究视角进一步拓宽，学者们开始关注男性焦虑与女性贞节的关系，并探讨女性在节烈文化中的能动性。明清时期，女性守节的复杂现象成为研究的焦点，理学家宣传守节的影响以及女性守节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因素被深入探讨。宋代妇女守节与再嫁的争议，以及柳立言和张邦煒的不同观点，也引发了学者的关注。周婉窈对田汝康研究的影响，以及卢建荣和张彬村对民国时期守节研究的贡献，也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程朱理学对妇女节烈行为的影响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传统观点认为程朱理学是造成节烈行为流行的原因，但张彬村提出了替代性解释，认为节烈行为是妇女在失去财产处分权后权衡利弊而做出的理性选择。田汝康的研究指出，宋明理学并非节烈风盛的起因，而是助缘因素。他还提出，女性自杀与经济发达地区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分析了科举制下男性无法通过考试时表彰节烈妇女的心理动机。佛教迷信信仰的流行也与妇女自杀行为有关。

柏清韵对元代汉人妇女在面临改嫁或守寡选择的研究，以及合山究对明清时代妇女节烈问题的深入探讨，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柏清韵指出，元代汉人妇女在面临改嫁或守寡的困境时，多选择后者，这一选择实际上在实践上超越了程朱理学的贞节观。合山究则分析了明清时代节烈风尚的成因，认为明清时期婚姻手续的变化导致了女子与未婚夫死别的几率提升，同时妇女将节烈观内化，视为荣誉，视死如归。

唐代节烈文化的发展历程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文章指出，唐代节烈文本的制作者主要是史官和文人，他们通过创作和传播节烈故事，塑造了模范女性的形象，强化了女性的道德规范。同时，文章也指出了节烈文本在叙述结构和文化模式上的传承与创新，以及明清时期节烈文化的兴盛及其背后的社会背景。

关于女性社会地位和贞节观念的讨论，从法国大革命后妇女争取参政的困境，到明清时期女性对未婚性关系的正面看法，再到晚清时期社会对贞节的转变和争议，展现了女性在传统与现代、压迫与反抗中的复杂角色。

明清閨閣危機與節烈打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