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浙江谈义乌工会经验时，我说过改革与工会主席宿命问题，善始善终者少；
陈伟光主席的忧思录，对于我而言则是慰灵曲乃至安魂曲，回顾自己的劳工研究，初始有一种理想主义，之后却遇到平生未曾有过的风险；
有时，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留在名校任教，我也曾自问同样的问题，总体上的回答曰：不后悔，真的不后悔。为什么？因为幸遇了新状态、新风貌的工人和工会主席，并且希冀着新生代、新族群。
座谈会上问陈主席，“忧”在何

忧与思

本书通过对位于珠三角惠市一家建于1953年的国有重型工业企业进行深入的工业民族志研究，发现同时嵌入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国有企业形成了工人、基层管理者和企业管理者三方角力的独特车间政治。其中，工人开成了一套特有的抗争模式。他们在组织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运用单位社区原有资源、借助意识形态话语、审慎地与管理者进行权力博弈，争取自身利益的提升。最终，一种赋予劳动者较高自主性，但对产品产业、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