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的重心是搜尋人類社會變遷的形形色色。八、九十年前，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替國人代言近代的形成可追溯到宋代。這是日後史學社群家喻戶曉的「唐宋變革」說所自來。此說的學術資源來自唯物史觀。這是此說的西方源頭。就在內藤仗恃唯物史觀炮製出征服人心的近代源於宋代說時，西方學界即已揚棄唯物史觀了。此後西方史界歷經社會史、文化史等兩波的大變故。這些史學三變都不為作為西方學術文化尾閭的日本、中國所察覺，猶自堅信

唐宋變革說及其宰制論述的猖獗

自由主義是任何強權或政治暴力的眼中釘，是必欲撲殺的首要對象。余英時冒充自由主義的符號，卻暗中與獨裁者勾搭，為主子的文化認同提供意識型態的理論養分。
以「海外胡適」自居，並以一身繫中華文化存續的余英時，四十年住錫福華寺，大吹其會通中西文化的法螺，他對中西文化的理解，多流於皮相，且屬於高山滾鼓的性質。
余英時大搞其學術世襲制的同時，他自己攘切了台灣自由運動(1978-1988)的成果而不臉紅，他的大弟